Lin's Garden: 文化与政治杂谈

zongzhen的一句话

Sun, 20 Apr 2008 19:54:43 GMT

前天偶尔跟从小认识的zongzhen同学网上碰到，聊了两句。他看上去是典型的清华男生，学的工程，做了工程师，又成为与世隔绝的“张江男”，讲话温吞平稳，没有什么逾矩的。还是聊到最近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他只欲言又止的一句：“现在爱国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典型的清华男是什么样子的。zongzhen会在水木清华被关的时候写下伤感的“良民”文字，会把路上各种宣传标语记下来“赏析”，会默默地去看话剧和听音乐会。说实话，我比较喜欢这种闷闷的男生，总想逗他多讲讲话，却很难成功。

聊完了，那句话还总在我的脑子里，像条小虫一样的爬来爬去。害得我必须把它记在博客上才能安心写我的论文作业。

面对西方人对西藏的发问

Mon, 14 Apr 2008 02:20:11 GMT

身在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居然逃不开“西藏”这个问题，好像自己身上打着记号。本是跟小培一起到普罗维敦这个伸进大西洋的小镇世外桃源的，住在一家静谧的家庭旅馆，几乎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们两个人。早上在小提琴音乐里刚要开始享受新出炉的面包，唯一同桌的一对夫妇又发问“西藏”。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先生是瑞典移民，女士是美国麻省人，经济方面的律师。

“是不是有很多汉人搬过去住呀。。。”

“194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尽己所能的回答。瑞典人似乎得出一个结论，“哦，在中国人眼里西藏并不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讲不错，虽然我知道有些弦外之音。不排除我们“局内人”被“蒙蔽”的可能。

我认为这温吞水似的太极是合适的，因为慷慨激昂和愤怒只会让他们更怀疑，更看轻我的话。他们的先入为主并不比我们少，甚至还更多，如果我有先入为主的话。

回到房间，小培一个人趴在电脑前面很久，我最后忍不住放下手中的书去看他。原来他在看wikipedia上的西藏历史。从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到民国，这片土地，以及“达。赖”“班禅”本身的封号都是跟“中央政府”连在一起的。更搞笑的是，其实连达。赖管理西藏（不是所谓大。西藏）的最高权力，也是在明朝由“中央”确立的。小培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喜欢知道这些事实，“下次你跟他们解释就更明白了，还要叫他们至少看看wikipedia再谈西藏”。我喜欢他这样的简单认真，也羞愧自己对“西藏”历史仅留的模糊印象，就跟他一起读下去。记得Yi在博客里说，历史本身也不算一个有绝对说服力的（伦理）论据。但问题是，西方人的观点是建立在忘却、不知、忽略和扭曲1949年前历史的基础上的，认为1949年人为制造了一个历史断层（简单的说，就是“入侵”）。所以我觉得历史在这里作为扫盲和驳论是极其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至少这嘲笑了西方普通人谈论西藏的随意和不用心，跟我们拿张报纸茶余饭后谈“艳照门”差别不大。只不过我们意淫身体，他们意淫“精神”。还是我们更真诚些。

其实历史还是有的看头的。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可避免有强烈的立场，但我知道自己也在掩盖着一些问号，在那么多矛盾的信息里。毕竟，我们对“达。赖”的来龙去脉也只是一笔带过的印象，历史课本里不会详述。我慢慢的知道，原来在近代军阀混战时西藏有一段“三不管”的真空期，造成了西藏一段时间“自管自”的现象，成了后来的某种借口。又有英国入侵和后来它的一些分裂战略。这个不是没有历史先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就是英国让印度独立的条件。在印度独立的时候，甘地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预感到了新的灾难。我的印度同事谈到这件事也非常痛恨英国的伎俩，“我们曾经是兄弟。。。”

1949年及以后的事我们当然更感兴趣。有过正式的和平协议。原来从小在新闻里听到的阿沛阿旺尽美曾经是达。赖的总管，原来达。赖也当过全国人大常委副主席。对于西藏的改革，包括农奴制，似乎中央是谨慎的，原则上由达。赖等人领导的西藏政府自行决定改变的内容和步伐。唯一让人有些问号的是大跃进时期，史料并不详尽。那时的“冒进”在全国来说是不争的事实，不知道对西藏改革推进的速度有什么影响，据说和达。赖叛乱出逃有关。但这件事并不是“冒进”那么简单。农奴制和相应的土地制度，残酷程度不可想像，再神圣的宗教也没办法给它存在提供合理性，想要改造它的冲动并不是不光明的，约束它的只是考虑稳定的政治妥协而已。让农奴在那里受苦，你按兵不动，就像看着德国人弄犹太人，你不反抗也是帮凶。你不能抹杀这个实实在在的伦理困境。美国人似乎从来不会从西藏联系到他们的奴隶制和南北战争，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西藏有过“农奴制”。

大概因为我是女人，相比大历史，对个人“八卦”更感兴趣。就像我看那段8。9年的隐秘历史，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领袖”在事件中的表现和后来的命运。那个北师大的女领袖真让我佩服，当时号称流血必须，还不让大家撤，最后自己居然在第二天安然出现在香港，到那里哭诉“真相”，结果连台湾的那个著名校园摇滚歌手也忍不住叫她不要再撒谎，撒谎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有脸说流血必须，那流血的必须是我，有脸说不要撤，那我必须在场。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就给我刻画了一个不要脸的人。最后她还到了美国，读了MBA，嫁了外国人，做了生意，还在接受采访。（估计她申请奖学金之类易如反掌）。我还读过一篇这几年外国人采访她的文章，她还好意思说她不灭的理想。当然，在美国快活的不只她一个。

我当然也对达。赖和他身边的人的“八卦”比较感兴趣。比如他的两个哥哥是做什么的啦，比如他平时用什么奢侈品啦（不知道Yi说的Gucci鞋是不是其中之一），比如他和他身边的人收入、收入来源和支出去向之类的啦。

有人说啦，这种“个人”领域对于“历史”和“政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你敢让那个“女领袖”来创造历史吗？更重要的是，你不仅在选择一个口头目标，也在选择朋友，同志和战友。和谁在一起。到头来不仅是一句“扶不起的刘阿斗”，你要为你发现选错朋友而哭，就像“色戒”里王佳芝知道“爱国青年”旷峪民要那个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跟她第一次，那个才叫心死。如果那年死去的人知道“领袖”们后来的好运，心也会死，还是不知道为好。

搞笑的是，要是西方真的想“支持”正义的话，他们最好不要去用物质“激励”和“奖赏”口头说要维护正义的人，或者去保证他们的安全以及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因为这样选出来的就像臭鸡蛋引来的苍蝇，看看那些俄国“民主派”的富翁们吧，也不用提李大仙了（一个美国教授听别人同情李大仙的言论时就一句话，这个人是个垃圾；这个美国教授自己因为越战坐过牢，也因为得罪药厂失了要职）。他们倒更应该增加斗争的严酷性，以真正筛选出有希望带来正义的人，比如甘地就是要英国人关监牢的。简单的说，经济学“激励”原理在这儿失效，只有违背经济理性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当然，更可能的是西方政客们知道这个道理（他们不可能没我聪明，他们可是绝顶聪明），但他们就是要苍蝇而已，嗡嗡嗡嗡在想要它叫的地方叫个不停。记得一个博客留言说，他支持人民争取自己的一些权利（“人。权”），但要和平，不要暴力。我想这个世界还是谁出钱谁说了算，所以这个教导应该是说给养活达。赖和他身边的人的“老板”听的，而不是说给达。赖和他身边的人听的。

我们当然要跟不正义做斗争，但这是要巨大的自我牺牲的，也不得不考虑为它付出的代价（无辜的人们）。那些真正的民族脊梁往往沉默的扛起沉重的人生，拿自己的苦难或罪名来救赎罪过，或者唤醒别人。记得有一天小培听我说一个在海外定居的朋友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以及一种悲观的情绪。小培想了一会儿，问我，“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像自己坐上了救生船上看着下面在水里挣扎要沉下去的人阿？”我顿时呆住了。我一直觉得那位同学非常看问题非常深刻，只是自己的情绪一直跟他有点不一样。现在我有点明白，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悲观，不然我的未来也就被堵死了，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向他证明乐观的理由。我还把未来的意义放在这个篮子里。

对，这就是问题，“置身事外”。西藏问题似乎变成了一场辩不明的国际闹剧，原因就在于，辩论者的“置身事外”。置身事外，把1949年以前的西藏想像成天国，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就像我们消费抽象的“丽江”一样消费抽象的“西藏”（忽略农奴）。置身事外，在演唱会上高叫一把（Bjork），筹筹款捐捐钱（Richard Gill），给自己贴上自由的高尚标签（自恋）。因为抽象，拉萨事件死亡的无辜者，和火炬手的残疾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Yi也许也因为是女人，所以会为这些人被忽略不计想不通。不过也许Yi经过了社会科学的熏陶，说没来过西藏，不知道地图上西藏在哪里，也不能作为驳斥外国人的绝对论据。是阿，这的确不是什么论据，但这只是证明这场谈论的无效，因为谈论的人并不在乎。

记得那个博客留言上写，有人要把它定义成“藏。独”，其实它是“人。权”运动，那到底什么人。权被侵犯了呀，你总要知道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才知道有什么问题吧。西方人当然说不清楚。可是有点讽刺的是，我们这些平常中国人的愤怒也好，委屈也好，虽然有十足理由（明知西方人动机不纯，明知他们根本不了解事情也懒得了解），但要说西藏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究竟有什么问题和困难要解决，我们也说不出具体的，我们也只是听媒体而已，我们发表不出“自己”的意见。说西藏文化受侵蚀，我怎么觉得“中国文化”在生活里都只剩下呓呓呀呀要进校园的京剧和几个节日的名字呢？周庄全是卖蹄胖的，丽江酒吧谄媚着老外，哪里不是做生意的人？我所熟悉的是身边的“征地”，“农民工权益”，“司法公正”，“环境污染”等等，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是一个可恶的旁观者-至少烧店不是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对这件事的愤怒也还是有些抽象的，那些把几乎一切定义为“人。权”问题的，也只是泛泛的抽象。如果争论的核心被设定在这里，那核心里的那群人却不见了。我想只有关心某群人命运并且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的个人才有资格代表他们。也就是说，说是“西藏”问题，其实经常就不是“西藏”问题。

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美国化，现今全球普通人的政治生活，可说是一场母体中置身事外的狂欢盛宴。

不过还好，根据我对个人记录的重视，至少我知道是不是支持正义、支持某项正义事业，跟是不是支持达。赖以及他身边的人以及这次这些活动，根本就是两码事，跟号称支持的人是不是伪君子，更是两码事。我不跟你西方人辩前面的那一项，后两项我们倒可以谈谈，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真正的喜怒哀乐只有在把自己的命运得失投进去的时候才能体验到，置身事外的喜怒哀乐都是假的。所以我也暂时没有资格说更深的话了、我甚至没有办法表达什么很深的愤怒。我的个人记录，不能匹配任何豪言壮语。

女性主义？

Thu, 14 Feb 2008 02:49:32 GMT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真是一个谜。商场和机场里设哺乳室，似乎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之一，让新妈妈可以更自由的行动，好像跟残疾人通道差不多。可是它又被一大群“女性主义者”抵制，估计就是觉得它跟残疾人通道差不多吧，或者说标示着女性就是应该生孩子的。那么到底要不要哺乳室呢？

最近有一门课精读波伏瓦的“第二性”，课间男女同学会直率的谈到很多美国男女交往的文化。最让我震惊的是，在大学里，居然连“date culture（约会文化）”都开始消亡了。哪天一个男同学找你约会吃饭，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他们现在的主流是“hook-up culture”。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就叫“勾搭文化”？也就是去派对，找个陌生人，喝醉，上床。有人把现在描述成“后女性主义时代”。女性不用刻意追求中性了，而是仿效所谓的“玛当娜神话”，既性感热辣又有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道这是不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可是女性因此而更“自由”了吗？老师说，有次她问有多少学生从此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大概十个里面至多有一个举手的。还有几个女孩子坦白的告诉她，她们感觉很糟糕，尤其是当她们真的对谁有好感时，别人却好像完全忘了她们。更不用说担心怀孕之类的事了。

我不由喜欢起中国的某些桎梏。虽然我不了解现在中国的大学西化到什么程度，但在有“实质性行动”前一次又一次的“约会”好像还是很平常的事。有情书更好，当然现在流行的是短信。古典中国人的被淡化的压抑感，就像李安电影一样，把欲望跟依恋、忠诚、感激和负疚这样的伦理感情纠结在一起，也让你分不清什么是规矩强加于你的，什么是你自己。Hook-up culture似乎假设有“纯粹”的性的快乐可以追求，结果只是让这种快乐贫瘠化了。追求“纯粹”的爱情也是如此。

我有一个中东的好朋友，她也有相似的感受。在我们眼里中东似乎是歧视女性的重灾区，但她还是觉得“那里的人（相比美国）对女性很尊重”。她们也可以自由恋爱，但要先求婚再约会，于是男孩会偷偷跟踪女孩，并且找她所有的朋友打听这个女孩是什么样子的，努力搜集所有的间接信息，然后再提出求婚。当然，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解除订婚，但如果你总是不停的解除订婚，那以后你的声誉就不行了，女孩子可能会拒绝跟你约会，所以你必须要慎重。她们在约会时，也会有些亲昵，也会堡电话粥，但很少逾越界线。这不完全是因为对女性的戒律 – 在她们那里也经常有离婚的。这种追求仪式看上去设置了很多障碍，但克服障碍的过程却也充满了特殊的乐趣。花那么多时间和心思从侧面了解一个人，就已经在培养责任心了。因为宗教的关系，我的朋友非常重视灵魂对肉体控制的力量，认为爱之至深自然会感受到跟爱人性的愉悦。我也许更倾向于认为两者是交融而不是谁统御谁的，但至少爱、性、规矩和忠诚在她们的文化里也是纠结在一起的。

有人会说，我们传统中的“处女情结”也会伤害很多女孩子，但讽刺的是，也许跟“处女情结”联结在一起的矜持和审慎，又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很多女孩子。当然最好是把这种审慎的负担同等的分布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同时去掉其中偏执狂的成分（重“情”而不重“膜”）。但在传统和虚无之间的中庸路线是很难走的，一不小心就变成美国了。所以我对女性主义的革命性和对“封建礼教”的颠覆，总是觉得两难。

对女性的压迫，在某些例子上是很清晰的，比如不给女孩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缠小脚，割礼，禁止女性从事某种职业或投票选举等等。但怎么才能达到完全“平等”呢？女性总是面临生孩子的问题，要打断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且在以后总要在带孩子上面花费更多的精力。按照现在的市场经济，公司当然要重效率，一个重要岗位忽然空缺几个月是非常棘手的，谁有功夫留着位子等你回来呀。招聘和决定升迁时人们自然要对育龄妇女皱眉头。比如上课时谈到，律师事务所里做到合伙人的女性非常少，做到的都是坚持不生孩子的。这算歧视吗？这似乎只是男女“平等竞争”，没有刻意“照顾”女性而已呀。当然，可以像很多西方女性一样，连月子也不做就去上班，也不母乳喂养，但这好像又是对女性生理特殊性的漠视。我想来想去，要弥补这个不平等还真是需要极端的措施，比如强制男性修相同长短的产假。

也有人提出，妈妈要多花时间和精力关怀和教养宝宝本身只是一个习俗，更好的情形应该是父母投入相等的时间和精力。但改变这个亘古的习俗似乎比改变政治制度还要难。看看所有哺乳动物的“习俗”吧。似乎鱼类和鸟类在这方面更“先进”一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比做一般律师加上做妈妈要更高一等呢？这似乎跟我们现代人“企业家”式的人生观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家企业，经营的任务就是要“做大”，“做强”，不进则退，总有台阶要朝上爬。不像农民，今年是种田，明年还是种田，生完孩子回来，还是种田。或者牧师，今天是布道，明天是布道，生完孩子回来，还是布道（当然牧师好像也是可以升职的）。马克思浪漫的安排可能也比较适合男女平等，半天脑力劳动，半天体力劳动，既当工人，又参与管理，这样经理和工人就没啥区别了。当然估计这要牺牲“专业化”效率的。

那么，让我们颠覆这种价值观，让女性做妈妈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让专职做妈妈跟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变的一样有成就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人又要反对了：我们要的“解放”是自由，也就是选择的余地。女性因为生孩子的生理特点，使她选择未来的范围变窄了，这就是不平等。但也可以回答，那男的如果想做专职家庭主“夫”也很难呀。我曾经还一直觉得女孩子在选择职业方面有一种特殊的自由：她可以去选择一些收入不高但真正喜欢或者有成就感的工作，比如现在情况下做医生，因为社会不要求她去获得很高的物质地位来证明自己。而大多数男性都要为挣钱和成功拼命。但回头一想，社会其实又是要求你同时嫁一个“好”老公（让你衣食无忧）并且保住他的，这样我又感觉不到自由了。

究竟怎么样才能表现这种对妈妈或家庭主妇的“尊重”呢？把丈夫的工资一半直接打到妻子的工资卡里而不是由丈夫“施舍”给妻子，好让女的感觉到自己的经济独立性和不需要讨好丈夫？

另一个方法是改变我们工作的组织方式，就像小农经济田园牧歌的简单重复或者马克思浪漫的“共产主义”图像一样，不用一级一级往上经营，女性就能离开工作生孩子，再回来时不会丢失什么机会。不过改变“生产关系”可没这么容易，等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吧，呵呵。

波伏瓦说过很多有趣的话。她说，女性可以从顺从和吸引男性中得到很多特权（物质和地位），因此她自己并不觉得任何压迫，也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改变自己的位置。同时她们也没有自己的共同生活空间、思想意识和文化（不像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等等受压迫的人群）。相反，她们跟男性作为伴侣生活在一起，吸收的是伴侣那个阶层的生活意识，所以“女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团结的群体（贵族女性跟下层女性的关系比跟贵族男性还要远很多），很难有组织的反抗。总的来说，顺从男人眼光的女性往往是非常快乐的。如果快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那就不用反抗了，还是做个男人眼中的女人典范吧。而波伏瓦说关键是要把自由看得比快乐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快乐的行动要比快乐更重要。

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来理解波伏瓦说的自由。但我想从外在的角度来理解是很困难的，不论是性解放还是工作安排。也许她所忧虑的，是女性对自己的看法吧。女人努力做一个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或者有“女人味”的女人），也接受男人告诉她的“天生”弱点（头脑不清楚，逻辑数学不好，感情用事，喜欢虚荣和妒忌，心智发育停留在小孩阶段，容易神经质等等）。同时她认为自己的这些美德和弱点使自己天生适合世界上的某个位置（在家带孩子）。“这就是女人。”“这就是女人的命。”这两句话，不仅挂在男性的嘴上，也刻在女性的心里。

老师还谈到过一个例子：女博士生怀孕了，大家背地里就会认为她对学术不是太投入，男博士生的老婆怀孕了，他在会上说对不起，我要去照顾一下我老婆，却会受到很多赞誉。

我觉得外在的平等和自由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毕竟女性承担了更多种族繁衍的负担。但所有关于女人天生“弱点”的根深蒂固的神话，倒是让我也觉得恼火。即使它们有统计学意义，我们也可以从对女孩的教育和她们的生活环境中找到同样有说服力的根源。女性可以把她们的生育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挑战，独特的经验 – 一座需要攀爬的高山 – 但山上总是有更美的风景。这不是“弱点”，这是一种情境。

跟小孩子一起成长，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活动之一了。

上次看到Ying的博客上的一段话还是蛮喜欢的：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
　　　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再扮演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个男人想摆脱"无所不晓"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情绪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现柔情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只要有一个女人想弄懂汽车的构造而得不到帮助
　　　定有一个男人想享受烹饪得乐趣却得不到满足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这个学期，两个老师，一个是研究波伏瓦的，另一个是研究小孩子的，好像完全回到了个人的戏剧里。又想起李安的色戒。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怀疑把一个女人的个人戏剧和家仇国恨对照起来，是不是太不谦卑了。但看了以后，却觉得非常自然。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费穆拍“小城之春”，也被很多人斥责为“不问国事”，连国都要亡，费穆却拍废墟里一个女人在病夫和旧爱之间的进退两难。当萨特热心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反抗这些“政治活动”时，波伏瓦却仍然远离这些漩涡，专心关注第二性的命运。

我想我们总是把政治想成是革命、暴力、民主、专制、改朝换代，好像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可是在这所有突兀的表层之下，传统和习俗却是更深的政治，承载着人类跌宕的命运生生不息。那里有的是家庭里的戏剧和仪式，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嘘寒问暖，悲欢离合。谈到日本，我们的课本里是幕府制度，明治维新等等，可是他们每天繁复难记的敬语里，蕴含着那最顽固的政治凝聚力。谈到中国，翻来覆去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也许从一个农夫和他儿女的关系里，反倒能看到我们民族节制和远见的来源。

就像波伏瓦说的，私人财产制度和青铜器的发明，不能解释为什么女人成为第二性，而共产主义运动和生产力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的解放女人。

class vs culture （阶级vs文化）

Sun, 04 Nov 2007 17:56:30 GMT

最近批改美国小朋友的论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会理解spike lee的贫穷黑人社区为一种“文化”，只是去要求我们理解他们，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多元论的今天，强调的是“容忍”，背地里其实强调的就是“随它们去”。最多也就是强调“交流”和“理解”了。但显然，这里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问题，有财富、政治权力和压迫的因素。让任何一个中国学生看，都会感觉到社会不公，都会感觉到不是要给这些社区更多的自由，而是整个大社会的结构出了问题。

我惊异于美国“和谐”教育的成果，让这些中产阶级的学生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阶级”和“阶层”问题，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平等”的世界，有的只是不同的文化和社区而已。也许这样美国就稳定了。但他们不能太早庆幸，因为当大多数人无法看到“阶级”问题，等它的矛盾积累太深，最终会通过暴力来解决的，就像spike lee电影最后的骚乱。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教育倒更现实些，让我们天然的去用“阶级”的眼光看待社会，知道穷人太绝望是要造反的（马克思主义嘛）。

我差点给了那个“文化”论的同学B-，最后还是给了个B，免得显得太“主观”了。

Mosaddeq，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Sat, 03 Nov 2007 21:39:40 GMT

美国曾经出资出力推翻过几个民主政府。其中之一，就是伊朗1951-1953年当政的Mohammed Mosaddeq。他是世俗的，西方样式的。他是通过正式选举以绝对多数上任的。直至今日，他在伊朗人民的心中还是地位很高。最大的问题是，他要跟英国重订石油合同，实行“石油国有化”。当时英国可得85%的石油利润，国际调解希望他们接受对半分，但两方都拒绝了。英国立马“制裁”伊朗，禁止石油运到跟英国有关的炼油厂。但这也没有达成他们让Mosaddeq倒台的目的。最终，美国大哥CIA出手了，出资至少一百万美元，到伊朗到处活动，散布谣言，离间他和教派关系，秘密要求国王罢免他，帮助伊朗军人发动政变，把Mosaddeq关起来，软禁终生。后来那个Shah政权最终被伊斯兰运动推翻了，形成现在这个神权穆斯林国家。美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承认自己的干预，但慢慢这些都公开了。理由是他们担心伊朗可能要走共产主义道路，而不是石油。那个风口浪尖上的英伊石油公司，就是后来BP的前身。

如果美国和英国没有因为对石油的贪婪和依赖而消减他们对民主的热爱，今天也许他们就不用面对哈梅内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一个难以化解的敌意。

现在还有无数的国际关系学家在用一种黑暗的眼光竭尽全力计算着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他们首先把一切都先诠释为利益，然后不停的加减。问题就在于，这个公式太复杂了，不适合我们人类。“善意”是简化这个计算最好的方法。而贪婪不仅是一种恶，更是一种愚蠢。

盗版和走私烟

Wed, 31 Oct 2007 21:18:43 GMT

欧美的烟草公司是鼓励烟草向中国之类国家走私的，每年有很多预算倒贴上去来做这件事，为了培养年轻烟民。

欧美的唱片娱乐公司却似乎高声反对中国的盗版和P2P。不知道他们是否请咨询公司秘密的算过什么帐。我不是说他们要支持，只是有一些缄默的可能。战略眼光的牟利似乎还没有在这里登峰造极。

他们不支持倒也算了，美国政府如果真心要传播西方理念的话，他们是应该默许盗版的，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浸透于中国年轻人的文化了。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个小世界。所以结论是美国政府（谁的政府？）传播西方理念的热情不强，不像烟草公司传播它们香烟味道的热情。

这里贴一篇新浪的中文报道。我一直在搜集关于版权的讨论，可惜大多是英语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主题之一了。

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10-26/091814168683.shtml

现在播放的是“酒狂”。应该是我最喜欢古琴曲了，虽然它几乎是所有古曲里面最简单的一首。据说是阮籍所作。

大概是天性吧，我更喜欢“酒狂”，而不是他朋友嵇康的“广陵散”或送上月球的“流水”。

其实阮籍的忧愤，并不比嵇康少。据说这是他为了躲避高官上门游说酩酊大醉六十天的作品，听起来却还是淡淡的佯醉，有度的踉跄，深不可测的清醒。那最后一段名曰“仙人吐酒”。仙人需要吐酒么？

软实力

Sat, 27 Oct 2007 18:20:43 GMT

接着昨天的说，觉得国际关系学家所说的“软实力”是一个很容易导致被误用的概念。

他们试图把一种文化或理念的吸引力解构为一种力量或权力（power）。

在事后或旁观者的分析中，这个概念当然是有用的-- 为什么一个国家会有影响力。

如果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战略，如果它推行自己文化的目的单单是追求“软实力”，那他就把人家当成了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文化值得向人推介，或者对人家有什么帮助，而是因为这种推介是有利于自己的。这个“阴谋”当然必须保密，因为如果对方知道的话，就根本觉得你推介的文化没有任何吸引了 -- 因此你本人相信的只是算计他们。但即使尽力保密了，因为你的这个出发点，做的时候往往露出马脚（毕竟人不是计算机）或被利益集团操纵。等人家感受到了以后，你就失去了“软实力”。

诚意对于人类来说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实这在生活里是很明白的，你能撒一两次慌得逞，但要一直在谎言里生活并维护它，成本太高了。人有的时候会非常盲信，但时间越长，记录越多，人家会明明澄澄的看出你的行动规律并以其人之道还之。所以记得上次Yi说prisonbreak不可信，是很有道理的。少数人在一个大阴谋的背后，实在太难安排一切了。Truman Show 也是一个例子：阴谋背后的人也会有矛盾跟不和谐呀，有了矛盾就会露马脚了。

所以软实力是一个你可以思考但不可以成为你行动主导的概念。你必须是对自己的文化有感情，也对别人是否将受益于这种文化有所考虑。你让别人一直信你不信的东西，难。

政治的稳态是你信人亦信。这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层面和一个复杂的反思层面。虽然人家接受这些简单原则的人不一定经过太多的反思，如果他们有机会（时间，精力，教育，逻辑等等）进行反思的话，他们也能赞同你那些更复杂的理由。根本的问题在于，你也必须相信那些你向他们传授的简单原则。需要反思层面的原因是因为政治实践需要考据一个机构太复杂的后果以及对价值的取舍问题，你必须想办法避免不可接受的后果。仅此而已。

在“文明的冲突”背后

Fri, 26 Oct 2007 23:27:18 GMT

最近对伊朗1979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很感兴趣，等手头的事忙完了，一定要找一堆资料看。为什么霍梅尼会赢？美国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亨廷顿也许说对了一些，关于“文明的冲突”。但我猜他有些夸大了。冲突的到底是不是“文明”呀？整个原教旨主义政治在中东的“复兴”，就是有西方殖民统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推动的。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文明”的冲突，其实可能是一些其它冲突制造出来的 -- 把某种“文明”逼到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本来它们有可能和平相处。

我从来没读过可兰经，汗颜（一定会读的，虽然据说只有阿拉伯语才能忠于原意）。但我对Bligrami说的话印象太深了。他说，可兰经的前半部，那么美丽的诗篇，很多都是仁爱普世的道德和感情。关于伊斯兰政权和暴力，都是在可兰经后半部分出现的。注意，这里就有一个时序上的先后。在可兰经后半部书写的时候，作者和信徒已经在遭受别人猛烈的围攻和压迫了 -- 那可能是一种愤怒的心理反应和抵抗的需要（当然原教旨主义者自己不会承认）。我想可兰经气质的这种变化本身应该是美国人的教材。

伊斯兰政治现在一些模样，西方人应该首先考虑自己在它形成中的角色。它制裁也没太大用。都制裁了快20年了，现在伊朗国民经济还没革命之前好呢（从总量上来说 - 现在流行讲总量）。

我厌恶那种图像 -- 贪欲，操纵欲，对自己战略眼光的过度自信，和对别人的居上临下的凝视。

道德观和宗教观当然可以是普世的，信某种教的人当然得相信自己的教比人家的教更接近真理，不然怎么叫信徒呢。但这种普世想法跟暴力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宗教容忍不是一种对观念的妥协，而是一种对暴力的态度，一种对如何与他者共存于一个世界的理念（“政治观”）。

我的总的假说：造成“文明”之间冲突的还是“不文明”的欲望。物欲和权力欲。看看这个假说能走多远。想想搞中世纪宗教迫害的教士们的权力欲和物欲吧。想想中东的石油。大凡是本来就利用宗教和意识形态牟利的人用手中的权力压迫异己而导致另一些人绝望、愤怒、极度敏感和抵触，最终引起“文明”变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

赞萨科奇的独断

Wed, 24 Oct 2007 16:32:00 GMT

萨科齐强制学生读反纳粹小英雄绝笔信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3日23:41 北京晨报

　　强制要求法国高中生阅读反纳粹小英雄的绝笔信

　　尼古拉·萨科齐出任法国总统后颁布的第一个命令，是强制要求全国高中生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反纳粹小英雄居伊·莫凯的绝笔信。他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为当今法国年轻人树立榜样，但此举在22日莫凯遇害纪念日到来之际遭到教师、史学家及其他党派人士的批评。

　　少年绝笔

　　加入法国共产党的莫凯1941年10月22日死于纳粹枪口下，年仅17岁。

　　今年5月就任总统后，萨科齐要求在校高中生每年10月22日朗读一次莫凯牺牲前留给家人的绝笔信，让青少年学习他热爱祖国、对抗压迫、勇于牺牲的精神。竞选总统期间，萨科齐曾多次在演讲中引用信件内容，以唤起民众的自豪感。

　　莫凯在遇害前一天写下了这封绝笔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的弟弟，我深爱的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求你们，尤其是妈妈，一定要勇敢。我希望像走在我前面的人那样勇敢……当然，我宁愿活着。但我衷心希望的是，我的死能达到某种目的……17岁半，我的生命短暂，但除了离开你们，我没有遗憾。”

　　反对声起

　　萨科齐要求全国高中生阅读莫凯绝笔信的决定引来一片反对声。反对者包括教师、其他党派人士、历史学家、当年法国抵抗力量成员。

　　尽管小莫凯是因为德国报复共产党人杀害纳粹军官而死，但对萨科齐褒奖莫凯提出异议的人们认为，莫凯之所以被纳粹处死，仅仅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不是他“作为法国抵抗力量成员从事了抵抗活动”。

　　一些教育界人士则认为，总统无权规定教师的教学内容。巴黎历史教师皮埃尔·阿尔贝蒂尼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虽然我尊重这位年轻人的事迹，但我不认为总统能命令我教什么。”

　　更有专家担心这封措辞激烈的信会让孩子们误会莫凯准备自杀，对他们的心理构成潜在威胁。目前，自杀是除车祸以外法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不乏支持

　　虽然抗议声此起彼伏，但在法国大多数地方，孩子们还是阅读了莫凯的绝笔信。萨科齐的强制阅读令不乏支持者。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兵、现年92岁的雷蒙·奥布拉克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重要的是，萨科齐作为一个战后出生的人，意识到保存那段法国抵抗运动历史的重要性。”

　　亨利·古亚诺是萨科齐的特别顾问，为萨科齐撰写了大量激情澎湃的爱国演说词。要求学生阅读莫凯绝笔信正是他的建议。面对批评，古亚诺认为抗议者是“政治头脑狭窄的人”。

评论：我想到中国语文课本里的一些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比如一位烈士写给爱妻的绝笔(忘了名字，但当时青春萌动的同学们首先是被他的深情感染了）。让一整个民族的孩子都被背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话，也许在全世界都是独特的，并且也是伟大的。就连姚明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也用这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表达他在奥运会上对国家队斗志的郁闷和愤慨。

我对自由主义社会对“教育内容自由”的理解一直并不能完全接受。反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大家传统上认同的经典作品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可以被不断的重新讨论和评价。换句话说，这涉及“公共领域”，而不是一个完全的“私人领域”。通常的自由主义总是说它不允许这种政治性的“强制”行为，但它也必须让每个人都跟着念，all men are born equal（美国宪法开头一句，人人平等），也得让所有人接受宗教自由（哪怕所有最虔诚的教徒），不然就会出现它讨厌的宗教迫害和宗教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一个文化中长大的，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选择。我们必须决定把后代塑造成什么样子，让它们在那个框架上追求他们新的理念。所以我其实赞同萨科奇的做法。法国的意志在他们福利文化的熏陶中，已经太软弱，太婴儿化了。法国人自己喜欢萨科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小个子又带回了拿破仑的那种政治家的雄心和梦想，让他们开始重拾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首先来源于对前辈付出的代价的回忆。要让人们知道，现时的自由和舒适是值得为之付出牺牲的。

有人也许会讽刺说，鲁迅的那些话现在谁还去想？当然，我们社会有很多反作用力让我们变得怀疑和犬儒主义。但是你背出来的美丽的诗句，也许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某一刻它就会闪现在你的脑海里。至少在你引经据典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像碰到老友一样亲切。当然不是只有革命的诗句，我们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现在是做得不够好（提供的整体熏陶不够有说服力），而不是不应该这样做。

最后澄清几点：

首先，用政治手段惩罚说反话的老师跟使用某些公共教材是两回事，老师可以自己补充教学材料，也可以对教材里的东西进行评价。

第二，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不一样，前者更需要一些大家共有的语言。

最后，要培养出改变现状（追求更大的民主和自由）的意志，也不是放任状态可以达到的。我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励志语。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是有一些communitarian的倾向的（“公社主义”？不知道怎么翻译才好）。

注：下决心一段时间不写博客，完成一些更重要的事。

非理性

Tue, 23 Oct 2007 20:32:36 GMT

美国人对中国环境的关注当然有他们对中国的恐惧、抹黑欲和对自己未来经济利益的考虑，但也并不都是。

记得我做助教的逻辑老师，在上课前两分钟还拉住我，问我纽约时报上说的中国环境问题是不是真的，我说...（此处省略500字）。我甚至跟她解释，三峡在国内争议也很大，但我把它理解为政府的一场赌博，跟资源耗尽的速度赌一场，危险是未知的环境恶化甚至危机的可能，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说自己能准确预测 -- 这是我最善意的解读了。我尚不愿意接受这是一小部分人为了自己挣钱而左右决策的结果，毕竟中国这个大国政府，还是有强大的国家意志的。就连古代，皇帝也因为太尊贵，很少有想拼命给自己赚钱的 -- 就像Bill Gates说，当你拥有一个亿以上，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义了。

她也承认美国人关注这件事的自私动力，但她睁大了眼睛，显示出万分真诚的表情，说出这样一句话，

“三峡不就像美国的大峡谷吗？天哪，我们怎么都不会决定淹掉大峡谷的，不论我们有多窘迫绝望（desperate）。那是大峡谷呀...”

这里明显“我们”是指她眼中绝大多数美国人。也就是说，有一个全民公决的话这个提案是通不过的。

这次我只能笑笑，上课了。

我很难翻译“desperate”这个词，但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快饿死了。当然我们建三峡可以被认为是因为“desperate” – 极度缺乏能源。估计国家领导比我们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所以做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完全能理解的。但人家已经说了，就算我们已经生死关头了，我们也不淹。

这属于“非理性”吗？

我以前一直很讨厌一个伦理学上的“思想实验”，什么两个人在沙漠里，只够一个人吃的干粮能维持到他走出沙漠，他们怎么选择？很有趣的是，“理性”要求我们留给一个人，因为不然两个人都饿死。无论如何，一个人活着的结果比两个人都死好。但是我一直不能信服，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个举动本身就是我要选择的，一起死也没什么不好。于是这个伦理困境对我也就不是什么伦理困境了。又是“非理性”……

“非理性”是一个很有趣的词。贬义的？

也许美国这么厉害，有一部分就因为它人民的“非理性”-- 简单的判断，简单的选择，不允许有“例外”（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淹大峡谷）。

也许“非理性”可以被换成另一个词：disposition （习性）。

再举一个特别的例子：

设想两个大国都拥有彻底摧毁对方的核能力，于是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核威慑”。如果一个大国已经攻击了对方并造成它的毁灭，那么这被毁灭一方的领导还要按动核开关摧毁另一方吗？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去摧毁对方了，因为本来这种能力就是用来防止对方这样做的，现在它的功用已经不存在了。当然，大多数人都说，肯定要去摧毁对方的。但他们脑子里的原因无外乎复仇、荣誉（honor）、说到做到、愤怒之类，这些已经都不能归为“理性”了，这是习性。

我当然不是赞同报复，但问题是，只有相信对方会说到做到（或者说对方的“非理性”），我们才会认为“核威慑”存在。如果认为对方是完全“理性”的，你根本就不会感到这种威慑，只要抢得先手就可以了。

回到三峡吧，我想我的习性是反对这件事的，即使你告诉我大家只能隔天用电，减少收入。都江堰是我的偶像。

中国人曾经是习性很强的民族。现在是不是太“理性”了？当然，，这个世界现在也越来越“理性”了。看看那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战略头脑。

有人会告诉我是否淹三峡决定于是否有足够的远见。我怀疑这一点。我想这对人类的计算力和视力来说要求太高了。我宁愿把它归于习性。如果是关于某地是否建一个煤电厂，那也许可以辩论辩论，但不是三峡。人生苦短，日夜忙碌，要不是一些简单的信念驱动我们，我们的大脑早就死机了。。

辩论比赛的题目

Tue, 23 Oct 2007 00:26:57 GMT

在我修改自己的论文草稿时，忽然想到，有一些论题，是我觉得值得作为辩论比赛的题目的（不止是去巧妙的定义题目和赢得比赛）。

比如：

推己及人对不对？

科学是不是寻找真相？

国际正义是否可能？

两方辩论都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也不是能一下子看到底的，于是在辩论中也许大家可以互相帮助。我本人看到这样的题目，不管抽到哪一方，都不会完全觉得自己在违心的说话（虽然我对每个题目都有立场，但我忍不住会去想对方的立场能走到多远，所以忍不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跟自己辩论 -- 有真人辩论会更好，因为你一个人的脑袋总有限度）。

政策性辩论，我当然也赞成，但作为比赛，往往会和它实际的要求背道而驰。好的政策性辩论，可能需要很冷静的氛围，没有过多个人感情的大量事实和数字陈述，不需要华丽的词藻，听者也要求有相当的耐性和接受力。现在美国的政策性辩论也大不如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了，那时没有电视和广告，大家娱乐就是看书。如果你去看看他们现在法庭上的专家证词，可能还会找到一些旧时的感觉。通常一个证词的准备需要花上至少几个月，基本上可以写一本书。而我们辩论比赛的设置（一两分钟的陈词，讨好观众），似乎这样的气质是反而要输的。

用消费来治愈消费？

Tue, 16 Oct 2007 17:36:52 GMT

看了“一公斤”非营利组织安猪的论述，我忽然想到产品吸引人其实心理机理是很复杂的。比如一部耗油的好车，如果政府的条例把它弄得很贵，又要收税，这反而会变成富人炫耀性消费的东西，因为它显示了自己的财富与众不同。而同时耗油的车会因此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模仿对象（象征地位）。包括伦敦的“进城费”也是这样一种东西。一部混合动力的车，哪怕它开的慢一点，如果你把它做得很酷，又在营销上显得它很酷很前卫又很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远大志向，可能它一开始价格很高，但因为成为富人炫耀性消费的东西，它也许会慢慢变成大家生活方式的偶像，并大众化为普通的交通工具，虽然最终也许它开的还是没有原来的车快（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会最终不那么热衷于“变快”了）。我甚至可以想象一个广告，一个穿得很帅的有钱人，坐进一部混合动力车，惬意的看着别的豪华耗油车飞速开过，别人的目的地是纽约的顶级豪华公寓，而他的目的地是未来（2046之类的）。当然，你必须准备好豪华耗油车更猛烈的广告风暴，不仅是质，最重要的是量。现在他们更有砸钱的能力。

人消费真的不止是为了需要他们买的东西，they want to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他们想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

我一直觉得“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有自我矛盾性，因为也许我们社会的问题本身就是消费欲望的过度发展（过多的产品和营销朝我们轰炸）。而社会企业却还想通过提供和营销新的产品来拯救我们。我以前总觉得也许希望在于一些机制来减少我们对产品的需求，但现在想想社会企业的方式也许有它自己的道理，它通过提供不同的吸引我们的产品来引导我们重新prioritize（排序）我们的需求，以至于教我们从消费中超越消费。这也许比对盲目欲望的批评要更有效。但我想它应该意识到，它的野心应该决不只是提供“更多”的产品，成为我们已经太多的选择中的一个，而是要让我们的选择变得更简单，减少我们对无穷消费欲的依赖。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因为它必须和所有的其它产品营销搏斗，并且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打败它们。我说的“特殊”，是指它不仅要卖出它自己，还要让我们觉得其它很多产品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值得拥有（比如汽车的加速能力）。考虑到现在社会“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盛行，不同的“偏好”被认为无法分出高下，我们的营销对手的海洋就更强大到无可想象。

这个竞争，最终是关于谁能塑造和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偶像。

华尔街上的人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不做慈善，他们可以在纽约买一个一两千万的房子，再用几百万来装修，同时安慰所有人和自己说，我们捐过不少钱了。于是一切都平息了，他们不用再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慈善”只是所有消费品中的一件，跟房子一样。

Commerce was once more than money，and it should be more than money in the future.

贸易曾经不只是关于钱，未来它也不应该只是关于钱。

其实营销是无所不在的。苏格拉底在市场里逛来逛去问别人问题就是在营销他自己的idea（理念），柏拉图和孔子办一所学校，也要有惊人的营销能力，吸引学生围在他们身边听他们无休止的讲莫名其妙的道理。区别在于，他们相信这些idea（理念），同时在营销时认为别人值得拥有这些idea（理念）。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挖空心思的想什么idea（理念）能够吸引现在这些人掏钱，哪怕这些idea（理念）他们自己觉得无所谓甚至愚蠢。专业营销人员甚至是客户要营销什么产品，他就要想出一套法子来营销。这就是他的职业和专长，营销什么对他来说很少是一个问题。就像古代的sophists（智者），哪一方的客户给他钱，他就可以为谁去辩论，明天另一方给钱多了，他就可以立马转换立场。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时，每一个人拥有的idea（理念）都是别人给他设的trap（陷阱），而每一个人还都在沾沾自喜自己营销的伟大成功。

阿，怎么又变成电影Matrix了哦？不对，有一个idea（理念）是真相：the desire for profit （牟利的欲望）。The ruler is the capital (统治者是资本）。阿亚，我怎么变成马克思的口吻了？不过我觉得我对资本的看法和他不完全相同。在我的模式里，资本家和工人拥有的理念（idea）是差不多的，问题不在于剥削和剩余价值。他们都是营销者和营销对象。

我很高兴，还有很多人在营销他们自己想来想去还是相信的idea（理念），并且拒绝营销一些他们不相信的idea（理念），虽然后者也许更容易获利（包括获得选民支持和政治权力）。这是唯一出Matrix的出路。希望不是在于证明我们的idea（理念）是完全正确的，而是在于我们的真诚。

安猪的原文，值得一读。我喜欢他的商业头脑和对社会企业教育作用的认识。

http://andrewyu0222.spaces.live.com/blog/cns!4CE2D0B80DE49190!1630.entry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想多了解了解他。似乎是政治家里为了理念牺牲政治成功的一个人。正常人都知道把气候变暖这种远大的问题放到竞选纲领里会输的，选民当然喜欢你讲明年的经济，讲减税，讲福利，更讨厌你限制用煤发电或者给汽油收更多的税。我想戈尔不是个大傻瓜，但他还是每次都要把它认认真真写进纲领，拼命去说服自己的人民，还顶着巨大压力说服克林顿签京都议定书，回来穷挨骂，连民主党人都不喜欢他了。我认为这不是他没有sense，而是他不愿意放弃原则，宁愿选择输掉大选。

http://news.sina.com.cn/w/2007-10-17/020614100708.shtml

解释一下我经常写英语单词的原因：我头脑里跳出来的是英语，翻译成中文语言的质感经常不完全对，而且没有了英语原来带有的历史文化上下文，所以我就把英语留在那里提醒自己最初的直觉。比如idea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词汇，虽然看起来很模糊，但每个哲学家用的时候都有他很具体的指向。中文对照的原因：老妈老爸是我的读者，我不希望他们看到英语有挫折感。这种杂交的语言是我来美国学哲学染上的最糟糕的毛病，因为读的都是英语着学术，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在思考，经常想不出中文对应的词，愣在那里，写起英文又不那么自信。

缅甸和中国

Sat, 29 Sep 2007 19:24:19 GMT

最近，似乎在我们的近邻缅甸发生了一些敏感的事（似乎）。我还收到过完全不相识的人的求助的信。因为遵循不随便签名的原则，我当然没有回应。

今天，纽约时报有篇批评中国（以及俄国和印度）对缅甸态度的社论。中国历史上只有5次行使安理会的否决权，今年初否决对缅甸的严厉谴责和施压就是其中之一。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的新闻和社论都会大篇幅的提到跟“缅甸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没直接关系的“背景信息”：缅甸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战略要道，在中缅构想中，可能要建一条输油管，使从波斯湾来的石油不需要通过危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打破西方对中国的能源遏制力。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和印度也从和缅甸的能源和武器贸易中挣着钱。还有中石油获得了缅甸一些天然气田的开采权（缅甸是世界第十大天然气出产国）。从反面来理解，对缅甸现状的谴责和制裁，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希望遏制中国（及俄罗斯）和推进亚洲地缘政治的棋子，所谓”别有用心”。这些分析无可厚非，而且有趣的是，中国是把这些利益冲突摊到台面上说的，在最官方的网站上就是用这样的逻辑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我倒不讨厌这种诚恳，“你美国说我，你自己也没安好心”（这个“我们半斤八两”的方法在外交上其实挺管用）。另外，我觉得中国人愿意从利益而不是理想来分析问题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那的确经常是真相的一部分（比如富尔达尔种族屠杀并不只是邪恶而是当地水源不够，那我们来帮你打井，而不是来打你）。

但这些“背景信息”成了报道的主角却有些让人不舒服。比较正常的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缅甸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美国和西方媒体以及各种rumors告诉了我一个版本，我也不想重复了，当然是我所熟悉的口吻和有些模式化的情节，跟每年写中国人权报告的情绪很像。我其实很想听听中国媒体详细说说缅甸到底正在发生什么。哪怕是罗生门，总归要有多个版本的叙事吧。

可惜，好像我没有找到足够的新闻。难得有的一些，大多只是援引缅甸的官方媒体，而没有什么自己的深入观察。常识告诉每一个人，这种援引在了解真相时价值不大。这样就有点尴尬：好像缅甸到底在发生什么（缅甸人的命运）跟我们的决策不是太有关。

我很喜欢沐君说“我们的国家还太年轻”。那是一个让我第一次听上去非常惊讶的说法（中国年轻？），但也让我觉得安慰，80后的小孩子居然也对我们的共和国有一种不经意流露的认同感。那么，我希望，我们对缅甸这类事务的处理方式上所欠的圆润，也还是年轻的代价。

缅甸从1988年以来就是军政府，这是中国和西方都承认的。“军政府”听上去无人会没有反感。虽然也有如智利皮诺切特这样让军政府成为民主政府过渡媒介的争议人物，我们经验里大多是更迭动荡的政权，阴暗的政变，暴力和贪婪。应该怎样跟这些军政府外交本身就是个难题。非洲的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跟军政府和他们的裙带做生意（尤其是武器生意和用外汇结算的资源交易），会助长军政府的强权，使他们能更好的控制国内而不需要谋求合法性，甚至维持内战和对内镇压的生命线。当然同时你也特别赚钱，因为他们经常愿意便宜卖给你他们掌握的东西，或者出好价钱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某些军政府维持很深的利益关系，的确是有道德风险的，而且一旦被曝光难免在国际舞台上丢面子。但所谓经济制裁，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制裁，往往使当地人民很痛苦并敌视外界，却达不到制裁的目的（改变政治体制）。因此我觉得，不让自己谋取太多不义的利益（keep my hands clean）应该是比“制裁”更好的一个表述策略。后者不涉及干涉内政，只是抑制自己不择手段的牟利的冲动而已。

我相信西方国家暗中跟某些“坏”政府的关系（能源，武器，金融）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清白，而且还可能非常密切。但他们至少竭力维护着自己的清白：由于他们的“市场经济”外貌，跟“坏”政府有关系的经常只是私人企业，政府大可以摆脱干系（或者暗中寻找企业作为代言人，就像电影Synaria里的情节一样），同时每天谴责“坏”政府的顽固不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谴责跟它们有干系的本国企业。这一点在策略上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尤其在能源暗战白热化的今天。虽然这让我们对世界政治的未来看得更加灰暗。

由于多年来中国被看作是缅甸事务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我仍相信中国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需要给自己跟缅甸军政府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一些道德注解，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表态显示出一些考虑缅甸全体人民利益的诚意。或者至少应该通过一些比较可信的证据显示缅甸军政府谋求积极改变的潜力以及它和那些太难以忍受的军政府的区别（后来我找到了一点这样的证据，并且附在文章后面）。这个压力并不难以理解，就如法国当年在非洲殖民多年，并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划分、成型以及矛盾的产生，以至于至今他们仍必须在这些国家发生冲突和内乱时承担更多援助和调停的国际义务。就如美国和中美各国因为贸易关系密切，不得考虑到在政治和经济上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以获得自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如果政府本身很难给出一个合适的具体立场，这时候至少看上去非官方的记者、媒体和学者们应该派得上用场，可以允许他们委婉表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批评，不一定要苛求一致。存在一种道德反思的“杂音”是必要的，至少在一个国家的面子上很重要。（其实西方标榜自己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大家习惯了各种不同意见，也就不把它们看的太严重，就习惯生活在一个黑白模糊和充满问题的世界里了，社会反而稳定。）

由于缅甸是佛教国家，非官方的佛教交往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传达价值观的方法。

在官方的层面上，中国可以说，缅甸现在最需要最可行的是和解，而且有和解的可能，中国可以自愿作为观察员（和东盟一起）去倡导冷静理性和克制（至于派密使之类的就不在话下了），不要等美国把提案交到联合国再考虑怎么对应。外交上的先见和先手更有效力。

建立一个大国地位，在力量之外面子和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古语“名不正言不顺”击中要害。美国现在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话语和理念还是有很强的共同基础的。我们不能遇到任何问题用“中国特色”四个字就关上跟他们论理、“正名”的大门。

另外，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深知给中国戴上“极权国家”的帽子是不公平的。中国虽然政体特殊，但民情的反馈机制并未消亡而且还在加强，它的政权的合法性也有很深的根子（包括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制衡和分层间接的议政制度）。它自然不能跟任何军政府和独裁政府同日而语。但中国政府似乎还不习惯把自己的真实形象去展现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是过去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中国还受着卢梭所说的“受伤的自尊”的困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激起很强的青春期式的逆反心理。这种敏感和防卫心理隐隐的反映在了政府对一些国际事务处理的紧张态度上。其实中国现在应该开始想想怎么更明了的告诉别人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还要和那些本来就跟中国不同的政权（极权和暴力的）区别开来并保持健康的距离（不一定要对立，但不能有太多赤裸裸的利益纠葛，必须稍有些取舍-- keep my hands clean）。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应该配得上fledgling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羽翼未丰的民主宪政）的称号，政府不需要自己先暗暗的不自信，觉得每次对人家不民主的批评都在影射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基调，给别人一个明确的姿态。

当然，也许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治愈一些我们现在还难以直接暴露的伤口，去跟我们自己的历史和解。

中国在外交上历来是强调王道的。我想我们的共和国在日渐成熟的基础上会品出这传统中的真味。如果世故一点的话，打太极拳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引用一些分析，如果好好发展，似可反驳美国推翻缅甸政府的理由，并强调军政府在压力下的过渡更可行：

从1988年9月至今，缅甸军人持续执政已近18年。

目前军队、民盟和少数民族在缅甸国内的政治结构中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军人占有绝对优势，民盟和少数民族没有取代军队的实力，它们的执政经验也与军队相距甚远。据学者的粗略估算，40多万现役军人加上家属，再加上退役或转到地方任职的前军人，总数超过500万，约占缅甸全国人口的10%。此外，军人控制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会员已超过2167万，约占缅甸总人口的40%。缅甸军队本身以及其所控制的政治力量在短期内是不可动摇的。缅甸反军人政权的核心力量是民盟，但民盟在军政府的长期打压下已元气大伤，领袖昂山素季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民盟党员已不到鼎盛时期的1/10，基层组织基本陷于瘫痪。作为民盟主要支持者的缅甸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和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人数少，在缅甸社会的影响更小，而民盟的同盟军——高校学生、佛教僧侣早已偃旗息鼓（琳注：这句不对了，他们好像又回来闹了）。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和政党的地位1988年以来有所上升，但没有形成合力，也没有挑战军人主导地位的意愿。

虽然缅甸面临西方的制裁，也面临着东南亚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示范效应”和东盟的压力，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最终还是要依赖内部条件的发育和成熟，外因不是决定性的。另外，缅甸的政治僵局近期难以打破。军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有小规模摩擦，但重新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不大；军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刚刚开始，但不会导致缅军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一致施压可以使军人政权垮台，但在其他政治力量无力取代军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下，缅甸反而有可能因此陷入内战。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指出，缅甸有10大民族和100多个方言群，它可能突然演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而情况可能严重好几倍”。这是熟悉缅甸内情的东盟国家不得不考虑的。

评论：毁坏和建设的困难程度的差异在伊拉克现状中已经体现无疑。帮助毁坏所需要承担的道德风险也是巨大的。

另一篇更有趣的文章，比较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商人，政府和缅甸政府，少数民族武装的微妙关系。当然也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中国商人拼死拼活去砍伐柚木和偷运柚木挣钱，最后卖给欧美日有钱的消费者，这柚木的种子还是英国殖民者当年洒下的，他们以为他们真的要永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看这个故事比tower of Bable这个电影好多了。当然我也不得不叹服中国商人和劳工世界第一的冒险精神和忍耐力，难怪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09-28/104613993037.shtml

纪念一下

Sun, 23 Sep 2007 03:05:33 GMT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消费国。--汽油问题？

基地派人暗杀亲美政府官员。

美国降息造成美元抛售和通胀忧虑。

纪念一下，这些都跟我现在的写作有关。

文明的另一面

Sat, 15 Sep 2007 01:53:49 GMT

写这篇博客是受了西部片的刺激吧。具体的说，是“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有空看看。

军人和警察，虽然我们从小受教育是“最可爱的人”，我总有意无意的去躲避对他们的注视和思考。为什么呢？每一个文明都要求我们把暴力的权利让渡给机构，同时也得以远离暴力的危险与残酷。但最终机构的执行者也是人，他们手握着强大又危险的力量，站在阳光和阴影的中间，面对文明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正是我们，在舒适和宁静的情境中想忘却的，想假设不存在的。于是我很少去想军人和警察的问题，想到的也只是如何规制他们的权力。甚至连战争和犯罪的哲学，我也很少触及。我现在想起来，他们执掌带着黑暗性的暴力在手里，站在中间地带，那是一个多么重的负担，而他们被选择，或选择来承受。那是天降大任的折磨。

文明里的人很容易变得软弱，四体不勤，把舒适和宁静看得理所当然，当野蛮袭来的时候，他们会惊讶，不知所措，甚至逆来顺受。回头看看自己，我也很可能在其列。

柏拉图所描述的训练“哲学王”的方式非常有意思。他们年轻的时候除了要努力学习抽象科目外，要有强健的体魄，同时还要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指挥作战，直到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辩论，因为过早学习辩论会使他们以辩论为乐，却对辩论的内容不以为然。当然现时“哲学王”似乎更接近于政治家的角色，但对哲学人来说，我似乎还是对柏拉图描绘的图像有所感念。如果我不能直面文明的另一面，我能在政治哲学上追求明视吗？勇气，如卫士的勇气，是不是哲学人必须的美德呢？

所想的自然不止是关于哲学人的问题。记得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被替换的新闻。这被替换的一版，淡化了战争和革命，放进了比尔盖茨，强调经济发展。如果是前几年，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现在撇开这个国家制定教科书的制度不评论，单就教科书而言，我觉得这位历史学家也未必就是进步的。那时在大学教书时我也经历过历史课程“柔化”的改革。我曾经为它担忧，因为我怕这会让下一代更远离政治，现在我更觉得回忆战争和革命是有价值的。至少它不会让现在的小孩子把和平与安逸看作理所当然，而忘记为它付出和正在付出的代价。历史的写法自然很多，但如果现在让我写，我不会淡化战争和革命的存在。粉红色的世界，对人的精神来说未必健康。也许战争和革命，就像任何其它历史（经济史）一样，可以被歪曲。但我们哪一个认为自己有点清醒的人不是从很多的歪曲里看出些什么来的呢？重要的是不能忘却。

还有见义勇为，我想这些故事以及人们对故事的反应可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见义勇为往往在机构性的暴力（警察）不在场或失效的情况下。忽然有一个人只身去担起这个暴力的负担以及它的风险和伤害，这是英雄气质。然而在大众赞美的背后，往往对他们带着不解和隔膜，似乎他们是很难被完全理解的异类。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典型图景。

还有一个关于一个北大学生文科学生休学一年做导弹兵的新闻。如果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现在我钦佩他希望文武兼备的梦想。只是现在制度上还太麻烦，他只能是异类。

对美国人的枪支问题，我讨厌的是枪支的商业化和管理制度。但我对他们自己持有枪支所象征的一些东西，却不能完全否认。因此我暂时还是对禁枪模棱两可的。

蓝狐同学对军事的兴趣，以及Z-man参军的经历，我曾经仅以“个性”的角度表示理解，并且认为好医生的素质跟这种勇气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是有些敬意了。

我的体魄还不够强健，但我希望生活能继续磨砺我的体魄和意志。

这是一篇很奇怪的东西，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甚至写完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有点我不习惯的黑暗的气息。但因为我现在似乎要严肃的做一些政治哲学的项目，我希望我的精神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可以对它说些什么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