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s Garden: 学术探究

国际正义

Fri, 16 Nov 2007 14:59:55 GMT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做“国际正义”这个题目。因为它就像襁褓里的婴儿，跟“宇宙起源”差不多遥远。

一种“universalize”的欲望吧。

有次听老师讲爱默生，差点哭出来。说不要忘了soul，思想永远是从一个whim开始的，只要你抓住它，说出它，不要被它听上去的奇异吓倒，也许它就会生根开花，最终成为所有人的。

上个礼拜，我终于敢说出这句听上去奇怪的话了：国际不正义是国内机构和有权人对双方人民的不正义。这不是一句经验论断，而是一个不能证伪或证实的基本假设。

我们不预知什么是正义，我们有的是历史和直觉，如果我们学习历史的框架被改变，我们会从历史学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给国际关系的历史重塑的价值框架。

伦理学的思考从来无法摆脱政治哲学：人和人相容在一个世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地心。

转载沐君的关于民主的听讲笔记

Fri, 26 Oct 2007 15:17:35 GMT

民主的两个纬度

mujun @ 2007-10-25 22:31

好东西必须要转载的。沐君的听讲笔记：

今天UChicago的赵鼎新教授来我们这里做讲座了。赵老师是复旦校友，peterleaf的师兄，从前的昆虫学博士，现在的社会运动研究专家。他长得比照片上帅一点。语速很快，讲课段子很多，回答问题反应很灵敏，就是段子讲到一半偶尔会忘掉到底要说什么。他今天说自己腰不太好，又是我们的校友，所以不跟我们客套，要了张椅子在讲台前坐下。他讲着讲着就又站起来了。

这篇blog的标题不是他演讲的题目，他的主题是：现代民主的生命力、局限和中国的出路。这个题目是我在听讲时突然跳出来的。他讲的实在太快了。英语演讲我都能事后一句一句再翻出来，这次只能大概了。

先来列举两个国内学者对于民主的极端定义。一个是王绍光，他主要认为民主就是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另一种是王思睿，他提到选民普选制，还把另一些在任何体制下都达不到的崇高价值，比如平等自由博爱等，加在民主之上，有乌托邦的倾向。这两种定义都过于极端，比较合理的是熊彼德的定义，民众定期按照程序进行选举。（原文没记下来）这个定义就好在：第一，它隐含了自由和法治；第二，它没有乌托邦的倾向。

有必要说明的是，民主不见得能提供很多好东西，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比如民主不必然导致平等，只有社会下层的人真正有了整合的能力，能够形成一个政党，在议会里占到一定席位，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才能够缓解。印度和俄罗斯也民主了，但是不平等现象仍旧严重。加拿大和欧洲比较平等，但那是很成熟的民主国家了。再比如减低腐败，中国人以为西方国家腐败少是因为民主，其实他们官员的廉洁来自于官僚制的严密监查。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民主呢？民主的意义何在呢？有四方面：

第一是民主可以限制国家权力，这在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当今中国是有意义的。

第二是获得合法性。我们固然可以用枪指着每一个人让他们听话，但是这样做太没有效率了，权力需要被认同，就需要有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有这样几个来源：a 价值。比如神秘、宗教情感，但是现在去魅（disenchantment）了，再说这些要被大家笑话了。比如鼓吹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往往答应得太真，老百姓马上就能去验证它，这样它就死得很快。b 绩效。比如经济发展，但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套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再比如道德表率，这就是我们国家每年要打那么多腐败的原因，腐败在西方国家是法律解决的问题，而在中国是政治问题。再比如靠安定。但是国家并不是总有机会抵抗外敌，过多宣扬爱国和民族情绪，还往往会收到反面效果，让国家在外交上受到限制。所以a和b两条都是不行的。那就只有靠竞争性的选举来获得合法性，只要符合这个程序，即使上台的不是一个人，在理论上他也可以领导我们。

第三是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反而会对公民产生约束。这是因为：a 公民参与结社和辩论多了，就会对其他群体有更多理解，这样会对社会有更好的现实感。（举了一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要不要涨价？民工觉得辛苦一年钱都不一定拿得到，好不容易回家过年，火车票还要涨价，太不尽人情了。铁路部门认为那两天铁路上有两亿人，工作人员连着二十多小时不休息，涨价多赚的钱发加班费都不够。把这个信息公布于众，虽然涨价了，但是民工也知道了人家的难处，心里就不那么抵触了。其实现在中国哪个阶层的人都生活得很不容易，可是没有人觉得自己不是被剥夺得最厉害的人群之一。）b 组织活动一多，会让利益和观点分化，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社会的稳定性就上升了。市民社会内部分化了，社会运动天天有，但是爆发大规模革命的可能性就小了。c 经过选举上台的领导人过了一段时间总是不能如大家的愿，几次弄下来大家就知道新来的未必就比旧的好，于是百姓对于政治就有了成熟的冷漠。

第四是获得国际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还要明白民主也有局限所在，如果中国不能明白这些，就会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走弯路。民主的局限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选举的可操作性。换下程序就能改变历史。比如台湾选举，00年的时候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的选票都是百分之三十几，但是台湾的规矩不要求绝对多数，所以陈水扁就赢了国民党。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选举，本来共产党的票数最多，但是他们要求绝对多数，于是下面两个党联合起来把共产党打掉了。如果这两个地方的选举程序换一下，大陆和台湾说不定早就签了和平协议，共产党说不定还在俄罗斯很有地位。

第二，民主往往会使原有社会结构强化，民主社会还有媚俗性。中国老百姓是什么水平，选出来的超女也就是什么水平。

第三，忠于反对（loyal opposition）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竞争的双方只能对某些具体的问题展开争论，比如一个说中学教育很重要，另一个说小学高年级的教育很重要。利用程序争权夺利。但是他们要忠于同一价值，不能一个说要社会主义，一个说要其他的。

所以，在中国推行民主要注意以下技巧：

第一，自上而下。因为自下而上就把中央架空了。

第二，间接民主。避免精英受百姓压力，也避免百姓受精英操纵。但是这个很难。我们是后发国家，不管做什么都会有干扰。英国可以慢慢来，先划定财产在十五磅以上的人可以投票，后来变成所有男人，然后女人也可以去投票。中国就不能这么做。以前还有人说大学生以上算两票，没读过大学的只算一票，这讲出去不是要被人笑话吗。

第三，忠于反对。竞争要是非意识形态规则的。

第四，创新的民主体制。很复杂，不多讲了。

第五，需要有政治家，有现实的政治感，要让老百姓能够看到希望。

第六，竟然没讲，跳过去了。

第七，关注现实而非理想。泛民主的体制。并且要有其他制度的辅助。这些制度包括：科层制，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预测。专家制，在法律和医疗领域里非常实用。利益集团制，解决工人罢工这样的问题。类市场制，解决公共教育问题。抽签制，解决夫妻离婚后小孩子的抚养权问题。这些制度都要有公正性和透明性。它们可以限制民主，但是不能代替民主。一个成熟的国家应该能够自觉熟练地运用多种制度。

链接：民主的两个纬度：Orum的书上看到的，主要是说，探讨民主问题有两个纬度，一是道德的维度，另一个是经验的纬度。道德纬度饱含着人们对于一个民主政体所抱有的美好理想和崇高的价值；经验纬度则充满着怎样运作一个民主政体的事实。只看道德层面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很少告诉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该如何处理问题。而只看经验层面似乎问题会更加大，因为这很容易把那些表面上按照民主规则运作，实际是威权集权甚至寡头统治的政体；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往往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为现存政体的合理性辩护；同时我们也离理想越来越远了。

最后有人问，只讲程序是不是就不要关心正面价值了呢？赵老师说，正面价值还是要关注的，但是我们看政治一定要冷静。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追求正面价值，最后带来的不过是狂热的毁灭性的打击。

评论：

这个灵的，几乎是一整门课的浓缩版。

最近在看一个关于“民主认知论”的东西，就是我们大家认知都是不完美的，政治里面怎么做决定会减少带来严重后果的失误并融集智慧，需要对每个认知决定程序的合约进行考察（这在认知论里面很流行）。“民主制”也许是一些特定的合约，跟“市场”，跟“紧急状态总统负责制”等等是交融的，不过也是基本的合约之一。

而且它的确有太多亚形态了，根本不是“民主”和“不民主”可以涵盖的（即使在民主制里面，有的是愚蠢的认知程序，有的是智慧的认知程序，就像法庭审判的程序一样）。

罗尔斯分析过“立宪民主制”的“支持条件”。公共教育和医疗，选举和提供政策信息的公共资助，社会救助网（social safety net），遗产税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他们的财产平均），都列入了支持条件，因为这些才能帮助形成一群既对当前制度忠诚又有能力参与民主的人。这些首先不是“福利”而是那个“忠诚的反对”的必要前提。

误译之林续------罗尔斯的述而不作

Thu, 15 Dec 2005 13:13:08 GMT

大哲学家罗尔斯的述而不作

罗尔斯：我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物比我要聪明得多。如果他们不比我聪明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时间和同学们的时间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也发现了它，并且确信他们已经对它作了处理。那么，他们在哪里处理它们的呢？我考察他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有时，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历史的：在当时，问题还没得到讨论，或者还不会被提出，所以无法被富于成果地得到讨论。要么我忽视了或者没有读过原著的某个部分。我认为从来不存在明摆着的错误，至少不存在事关重大的错误。

这段话真让我泪下。记得我们怎么认识胡适的？通过学习鲁迅的战斗课文吧？如此认识的还有很多人：杜威，尼采（自以为太阳，后来疯了）。然后他们几乎就被勾销了一般（除非反叛青年喜欢被勾销的人）。我不怪鲁迅这么写，怪的是教导所用的态度。

我们学习唯心主义怎么学的？啊，唯心主义以一言蔽之，就是掩耳盗铃。

我们学习整个西方哲学，都是为了找错和衬托我们自以为的正确。

罗尔斯的假设让我哭泣。我闷，我窒息，我挣扎，我故意在骗人的学问面前张扬傲气，让别人侧目，伤害我自己。我不知道到了一定程度的陈腐里面何以有新生，我看不到托着我希望不让它坠落的东西。我就想再看一遍马丁西塞克斯的电影“愤怒的公牛”，找几个沙袋来打。

我知道，我有高山仰止的对象，我不怕落入无知的傲慢，但我学不会巴结伪学术的礼节。撞得头破血流也改不了。

孔子说述而不作。罗尔斯在这么多年后仍是述而不作。大师之风如此。哲学不是斗嘴，不是辩论，不是文字游戏，不是政治工具。哲学的态度是极度谦虚的态度。要做永远的初学者。

今天也有两件让我开心的事，有一个年青的科学研究者，说他的理想就是“理解人”，科学是他这个理想的一部分。说自己如果能坐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看书要打自己一下以为在做梦，中奖500万就去世界最好的大学读一圈书……平时要是说出来，必是让人侧目或暗笑，今天，两个书痴讲话，就大觉过瘾啦。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我每周跟她讲一次哲学的研究生，还是扔不掉去山村教小学生的念头。她觉得自己那样最适合，而不是奉献精神。教山村的小学生，要懂哲学的，不然救不了他们。她的那颗心多么珍贵。

和爱书人最后的一段道别的话就是，

理解人很难啊

更难的是阅遍之后……

不失最初的好感（对人）

在我深爱的哲学家那里，我找到了这种感觉：休谟，康德，那种温和的性情，愉悦的信念，善意的态度，对人崇高可能性的礼赞，让我说不出的幸福，好像在听巴赫。

我问过一个神学家，我怕自己成为一个斗士，我要平和。他笑说，不要怕成为斗士，（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斗士，他们是一辈子逆流而上的鲑鱼，一辈子要和水流斗争。

平和的斗士，如甘地。

下面是罗尔斯的一长段原话，我认为是哲学治学态度的一个典范，对哲学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当讲座谈到洛克、卢梭、康德或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时，我总是特别想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原原本本的按照他们自己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提出他们的问题，按照当时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的方式提出他们的问题。我经常引用格林伍德的如下说法：“政治理论的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不同回答的历史，而是一个或多或少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的问题的历史，其答案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我试图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以我所能采取的最强有力的形式呈现每一位著作家的思想。我牢记着穆勒在评论阿尔弗莱德西季威克时说的话：“在以最佳形式得到评判之前，一种学说便是没有定论的学说。”我在此想要说的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某个著作家本该有的思想，而是一位著作家实际说过的东西，是受到在我看来对原著的最合理解释支持的东西。原著是务必为人所知、所尊重的东西，其学说务必在其最佳形式里得到呈现。把原著抛在一边似乎是无礼的，是一种托辞。假如我对它弃而不用，虽则这也是可以的，但我务必说明我这样子做的理由。我认为，以那种方式来开讲座会使一个著作家的观点显得更加强有力，更加令人信服，也更值得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物比我要聪明得多。如果他们不比我聪明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时间和同学们的时间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也发现了它，并且确信他们已经对它作了处理。那么，他们在哪里处理它们的呢？我考察他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有时，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历史的：在当时，问题还没得到讨论，或者还不会被提出，所以无法被富于成果地得到讨论。或者我忽视了或者没有读过原著的某个部分。我认为从来不存在明摆着的错误，至少不存在事关重大的错误。

在开讲座时，我遵循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说法，即哲学乃一可能的学文（非具体的存在）之纯然理念：“我们无法学习哲学；盖哲学在何处，何人有哲学，我们如何学习哲学？我们仅能学习哲学化，即依据理性之普遍原理在‘某种实际存在之哲学上企图’发挥理性之才能，但常保有‘理性就此等原理所有来之源泉中，探讨、证实或驳斥此等原理之权利’。”所以我们通过学习一些榜样来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实际上是学习哲学的任何一个部分，这些著名人物在哲学上曾经作出值得重视的各种努力；假如我们足够幸运，我们将找到一条超越他们的途径……

因此，我不愿意向这些榜样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做太容易，而且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不过重要的在于指出在同一个传统中那些后来者试图给予克服的各种困难，在于说明在其他传统的思想看来是错误的观点……

我对康德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我所作出的所有努力在于千方百计地理解他，以便向学生描述他的观念。有时我会提到对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些著名批判，如席勒和黑格尔的批判、叔本华和穆勒的批判。重温这些批判是有益的，它澄清了康德的观点。但是我对于我对整个康德学说所达到的理解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我从来无法充分的把握他的意志自由观念和合乎理性的宗教观念，那些观念必定是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对我们来说，无论我们作出多大努力去把握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我看来，康德常常显得更加遥不可及。像伟大作曲家和伟大艺术家 ------莫扎特和贝多芬、巴辛和丢勒 ------那样，他们是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物。在举办讲座过程中，重要的在于以一个人的言语和行动努力地向学生们展示这一层含义，并且向学生们说明这种伟大的原因。只有通过面对原著的思想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原著是充满着荣耀的，是值得尊敬的。这在有时是一种崇敬之情，不过这显然不等于要把原著或著作家供奉为权威，或者无批判的接受其为权威。所有的真正哲学都渴望着公平的批判，都依赖于持续反思的公共评判。

误译之林

Thu, 15 Dec 2005 05:08:01 GMT

总觉得哲学经典著作，大部头，有奠基意义的，需要战战兢兢用个几年时间来译和校。现在手头那本罗尔斯的，却几乎经常为了发现明显误译而喷饭。发现误译，是因为莫名奇妙的词出现，按照习惯试着直译成英语，才发现“哦，原来如此啊”。比如忽然出现“代理人”，哪来代理人啊？英语应该是agent，在道德哲学里是指有行为能力的人，至少应该译成“行为人”吧。又比如，把“表面的善”译成“明显的善”，意思也反了，估计英语用了一个obvious。上次那本杜威的书里，明明art都是指的技艺，全译成了艺术。我翻译水平也属于起步，却无法容忍这种明显的四处可见的误译，我甚至怀疑，译者有没有读懂著作再翻译，句子结构和逻辑层次上的问题就不用说了。这些还都是三联版的书啊。惟有过去那套商务的哲学译著老书，多年以前的大手笔，读起来艰涩却准确。本想收一些中文哲学译著的，现在几乎决定都读英文本了。

我不是傲气。我只是悲哀中国治学精神坠落如此。急功近利，心不在焉，几乎没有要传道的战战兢兢。有人说我无病呻吟，我只能说，我怎么可能无病呢？我长在此地，一定有病，所以要呻吟。哎，年轻学者在中国，若是向学并读书些许，不免生出不健康的傲气，以为自己如何了（我怕啊）。建议任何欲做学问的年轻人，还是去跟着老老实实的美国人做学问。要找到高山仰止，让人大气不敢透，消灭任何不健康的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