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s Garden: 吾国与吾民

潘多拉的盒子

Sat, 03 May 2008 00:41:35 GMT

最近才听老妈说堂姐的小孩报名幼儿园的事。原来现在幼儿园也等级森严，从最普通的二级，到一级，到区示范幼儿园（相当于区重点），再到市示范幼儿园（相当于市重点）。堂姐是上钢五村，明明跟上钢三村一个小区里面，不隔围墙和马路，就是不能进”一级“的上钢三村幼儿园。大伯去报名没报上，姐夫急了去吵，可是人家一扬眉毛，就是没门。每个幼儿园都有户口对口的片块，门牌号差一号都不行。

于是想到仇和在昆明“卖”幼儿园，要把公立幼儿园都变成民办，政府负责收费标准和监管等等。据说这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仇和说是为了教育公平。虽然我不敢妄作论断，但我明白了，他说的“不公平”是什么。“示范”不是省油的灯，得靠政府不停追加投入，其实就是占了那些“普通幼儿园”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谁的孩子能进那些示范幼儿园？中福会和上海市立幼儿园就不用说了。现在除了权力以外，钱也渐渐成了决定因素。市示范幼儿园老的本部经常在新村社区，工人阶级能够享受，但它们的新的分部总是设在那些昂贵的商品房小区，像浦东的碧云，联洋，陆家嘴花园等等，对口的也就是富人的门牌号码。老的本部往往维持原状甚至自然萎缩，资源也渐渐集中到富人区，还进一步推高房价。幼儿园也要面试，有时候是面试家长，看“他们能为园里提供什么帮助”。赞助费都不屑了，因为能出得起的太多了。

市示范幼儿园“地段生”划得那么严格，另一块则是留给本区学生，15名到40名不等，报名人数大大于此，要靠”摇号“决定，好像打新股买彩票一样。唯一不透明的，就是是否还存在“第三块“（几乎是肯定的吧），那”第三块“占总入园儿童的百分比。

我们还是有些中国特色的，最贵的私立幼儿园往往不是最好的，不管是师资来源稳定性还是教育理念，就跟初高中的情况一样。于是最富有的人也要去靠手里的财富和人脉去竞争公共资源。在联洋社区，政府把联洋年华和联洋花园划给私立的刘诗昆幼儿园，结果引起了“群体事件”，集体上访要求进同一小区内市示范级的公立东方幼儿园，“争取教育平等”，非常壮观，据说结果还不错，政府还是很怕不和谐的。

为了小孩上个好的幼儿园，在那个精确的门牌号范围内买房报户口的也不是希罕事，而且要提前一年就买好，不然不算。真是要目光远大呀，有时候还要冒被拆迁的风险。

像中福会这样的公立幼儿园还开办国际班，每月7000元学费好像。这就有些让人费解了。师资硬件国家都投入的呀，收来的学费干什么了呢。如果老师和硬件有余力，为什么不去支援其它幼儿园呢。

当然，幼儿园搞得这么认真也让人有点费解。据妈妈说当年我进的就是最差的二级幼儿园。小培则在乡下，记不清有没有上幼儿园了。好像5岁直接就读书了。因为听闻这些故事，去查了查，发现自己的小区对口的也是个二级幼儿园。小培很放得下心来，说幼儿园就是玩玩的，关键是我们对小孩的影响，况且到好幼儿园说不定攀比很厉害，小孩反而心态不好。他说得句句在理，可我还是有些不服气－难道我们就不为自己小孩努力一把了？对得起他吗？而且据说越是好的幼儿园环境越是宽松，玩得越是开心，“教改”越前卫，还不像私立幼儿园就拿每天半小时外教英语和半小时练琴充门面。我真的很怕在”傻“幼儿园里遇到压抑小孩的老师和压抑小孩的教育模式（小时候托儿所经历过，因为倔强被关过黑屋子）。更有甚者，现在要进好小学还要幼儿园写“推荐信”（学外国学得很快呀），幼儿园有名气的话录取希望大很多。唯一同意陈培的是，我也比较喜欢自己小孩跟“工人子弟”的后代相处，欲望少点，不用看谁坐什么轿车上幼儿园，这点新村幼儿园还不错。乡下长大也不坏，可是我们都只是城市里的无脚鸟。

想想现在的小孩子也真的很可怜。我们小时候“教育平等”还是做得蛮好，那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大锅饭”理念，也没有多少向上爬的空间，有点古巴的风格。这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就关不回去了。Yi说，我们都经历过那么多考试、竞争、淘汰，现在又要为小孩开始重走一遍，真是受够了。

而且越是有钱有奋斗精神的白领，越是在乎这个并且能很快掌握其中的种种门道，本来就劣势的几乎没有翻身机会。

我一面似乎自信小孩子进二级幼儿园也无伤大雅，一面开始盘算着“蟹有蟹路，虾有虾路”，我该走哪条捷径，把小孩以后弄进某个市示范幼儿园。

卢梭真是总结不平等的大师。他说，所有不平等，不管一开始是因为什么，最终都会变成财富的不平等。我想连人所谓的“智力”都将如此吧。让人觉得自己后来一直倒霉就是因为自己天生“智力”的缘故，多好的社会稳定剂呀。等级制度从教育开始，既隐蔽又坚固，美国就是我们的榜样。

边缘人

Sat, 26 Apr 2008 04:38:24 GMT

看到沐君写的“男权运动”“女权运动”之争，讲男性也未必不是弱势群体。我曾经也一直觉得“女权运动“好像有点自找靶子。但有的时候事实又是那么黑白分明。我们禁止用B超来看肚子里小孩的性别，医生泄露机密属于违法。看上去这是保护女性权益的。但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条法律呢？在美国就压根没有这个禁忌，医生会很热情的问你，想知道男孩女孩吗？更重要的是，虽然有这条法律，我们还是男婴出生率反常的高，有人口比例失衡的危险。也就是说，你是女孩的话，在妈妈的肚子里就面临着被删除的危险。这在我们城市里似乎不太容易想像，好多人还觉得生女孩负担轻（不用婚房）又贴心。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还是应该在农村。我跟沐君说起这个，她叹到，“是阿，偏偏我还不了解农村。”

人总是天然的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记得三年前刚出国别人问我中国，我总是忧国忧民似的，讲那些学生愤青喜欢的角度。最近一年来，我发现自己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了。西方人兴冲冲问我，我大凡会告诉他们，你们那么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主要问题。你们西方的重心在城市，中国的基石在农民。安也农民，危也农民，治也农民，乱也农民。就连我们的城市问题，也是跟农民问题有关的才特别紧迫（城市化，农民工，户口，征地）。然后他们会问我，那到底哪些农民问题呢。中国历史上跟大事情有关的无外乎地权和税赋。土地集中和不堪税赋是造反的两大起因。我会告诉他们，不管你们怎么看共产党，只要它这两件事做对了，就很难动摇它的统治根基。而它恰恰基本完成了”均田地“的农民千年理想，还创出一个三十年分一次地的前所未有的相对稳定的合约，最近也终于免了税赋。当然，现在除了免税赋以外还需要消化小农生产天然的低效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另外这个合约受到征地集团利益的威胁，环境恶化则进一步降低土地对人口的承载力。你们西方人动不动看中国就是”专制独裁／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虽然我们在中国也许表面上是讲这些套话的，但其实我们的政治根本就不是用这些概念能够看懂的。农民最关注的不是书本上的”民主“，而是让他们过他们自足的日子，还是桃花源那个路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谓山高皇帝远，免税赋基本上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他们生活的”不干涉“，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主吧。很多历史学家早就说过，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使个体农民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过高，所以历史上都是县以下自治的。

然后我就跟西方人说，其实我们这些中国的城市人，包括我自己，从政治上来说都是中国的边缘人，一个善于治国的人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我们。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西方人，尤其是真的喜欢思考政治的人，倒是对我说的非常感兴趣，比跟他们争论”民主自由／专制独裁“有效得多。

想起自己边缘人的身份，不免有些惆怅。我的城市生活的经验并不能让我清楚的理解国之前途。不过也好，至少这比活在宇宙中心要更能够冷静的看待一些事情。

其实中国农民里有很多奇人，我经常会收集一些资料，想看到农民心里的梦。这会给我一些希望。不要以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不变的。以后拿出这些故事慢慢讲。我现在更相信资本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统治，而不只是特定的制度和统治者。我们中国还有着些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隐约根基，而且曾被很好的神圣化（sublimed），这未必不是我们对抗未来灾难的遗产。

看到都在谈什么”理性爱国“，以及如何跟外国人沟通，就想到了自己的这段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蜕变。了解自己的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里面最困难的恐怕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好恶得失从宇宙的中心移开了。你承认，另一群人，现在和未来的，远离你的，陌生的，甚至跟你利益有冲突的人，是你的”同胞“，只是因为你们生在地图上的一条界限里，而这界限是这副模样，又充满了偶然。这是一种何等奇妙的承认阿，如果真诚的话。

一个可怜的小朋友

Fri, 18 Apr 2008 01:26:36 GMT

柏拉图对政治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乱子都是源自于社会制度鼓励热衷于政治的人搞政治－热衷于政治的人搞政治，就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斗和战乱。所以他就要设计一个制度，从娃娃开始，一级一级的通过教育让人的精神超脱于政治。当然，每一个级别都要淘汰一部分人，直到最后，终于炼就最讨厌政治的人格，就那么几个少数人，然后逼着他们去练习指挥战斗和管理城邦，到50岁成为统治者（可见当时希腊贵族已经活得蛮长了），直到他培养出下一代统治者才允许他卸甲归田，享受他通神的宁静生活。城邦要给他很高的荣耀，但他却无动于衷甚至非常反感－这荣耀只是让普通人尊重他的决断而已。于是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我当然不是赞同柏拉图。小培就有些不屑的说，谁坐到那个统治者的位置都难保又热衷于政治了。只是今天早上，小培说那个对西藏问题一鸣惊人的青岛女孩上纽约时报了，还很显眼的一条，被描述得像英雄，我去看了看，不禁想到了柏拉图的这个悖论。（尚不知情的读者：简短的说，她支持“西藏的自由”。）

美国这申请大学，要信誓旦旦表明自己对某科的特别兴趣。这小朋友是申请政治学的，当然也不例外，要呈现自己的满腔“政治热情”。据青岛日报在她被杜克大学录取后的报道：“谈到自己成功的经验，王千源说她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打动了杜克大学，在个人介绍中，王千源对国际社会的民主改革做了独到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让学校非常欣赏。”要是柏拉图看到了这样的政治系申请制度，肯定会预言天下大乱了。

其实她也就是个小孩儿。我从沐君博客的链接里读过她写的论西藏问题的文章。读完后就一个感觉：这不是高考高分作文吗？排比连连，气势磅礴，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引经据典，博古通今，什么七步诗，唇齿相依，能沾边的都一鼓脑用上（虽然似乎对涵义的敏感错位有点木知木觉）。至于逻辑我是没看到什么，不过高考评分应该讲的就是一种“感觉”吧，逻辑太好就没“文采”了，再说改卷子的人哪有空想你逻辑漏洞呀。可见，这个小孩儿经过我们教育系统典型的强化训练。人家问她是不是中国人，她用英语回答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但中国人不意味着就不会独立思考。呵呵，可怜的小朋友阿，独立思考的成果还是高考高分作文。

我还找到这个小孩儿可怜的另一些更重要的证据。青岛日报在她被杜克录取后进行了长篇的报道，模式就跟“哈佛女孩刘亦婷”差不多：“一心想成为一名政治女强人的王千源告诉记者，她的目标是哈佛大学。为了进哈佛大学，王千源曾只身前往举目无亲的美国，去哈佛大学为自己争取面试机会。尽管没有被哈佛录取，王千源表示，到了杜克大学后，她仍有两次转学的机会，可以帮助她实现自己的哈佛梦。”她的确有很多不一般的举动，放弃高考和第一年5个一般美国学校的奖学金，第二年改名（因此需要重考英语）再申请名校，属于极有意志力的。从媒体报道来看，似乎她的父母也并没有一定要她怎么样，但她这样的哈佛女孩“成功模式”，如果不是这次出了点问题，还不是众星拱月，社会认同，父母们神往的吗？这种弥漫情绪不免感染到心智未发育好的小孩子。我小时候有幸接触太多“社会活动”，不管是小记者还是儿童组织，看到过太多涂脂抹粉讲话扭捏作势的小孩，身边总是一大群红着眼睛比小孩还要焦躁的家长。

波伏瓦说过，就算是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喊着“嗨－希特勒”死去，你也很难忍心责难他，因为他还没有选择的能力就被洗脑了。我想我也不忍心就骂这个小孩道德败坏利欲熏心。我只是觉得有点好笑，如果没有她这样一鸣惊人呢，这个社会的主流和绝大多数父母不都做梦也想让小孩这样吗？她不就是我们的楷模吗？

这样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倒觉得有点意义了。就我跟小培的性格，那肚子里的小东西以后应该还是蛮开心的，拿小培的话来说，“就让他跟狗哥哥麦蒂一起满地爬了”。让世界上多一个有趣的人－终于让我有了一个养育小孩的信念。

不过我倒并不觉得美国的环境会培养出更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似乎因为这个甚至犹豫小孩应该不应该到美国来读本科了。其实“独立思考能力”的出现，跟环境是不是自由，信息来源是不是充分，关系并不成正比。请容许我自恋一下，拿自家人作例子。

小培算是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至少在我看来。虽然他没我会说。就我对他“早年经历”的了解，他小学时从乡下到上海外婆家住，天天去街道（还不知道是居委）图书馆看书－好像还在那里碰到喜欢看书的徐漪同学。那里也就是些破破烂烂的通俗小说，他就把杨家将各种版本的正史野史小说能找的都找来看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算比较研究。记得后来看他初中练笔，专门有评论秦桧这个人的，似乎试图从不同版本的历史中想要分析他的思维和心理，以及为什么他变成了一张脸谱之类。他明显是不满意“卖国贼”三个简单的字来概括。看看他，读杨家将，偏偏对秦桧感兴趣。

我比小培更土，五年级的时候真的读过些毛泽东选集，什么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之类的，以至于一段时间内理想蛮坚定。不过回头想想，那几篇还是蛮讲逻辑的，也没有卖弄文采，你至少能列出个前提推理和结论，如果推理有漏洞或前提不成立，是可以清清楚楚找出来质疑的（这是我妈至今都极其尊崇的“写作金律”，哈哈）。最终逻辑本身还是会让你想不通一些事情。比如如果某个社会必然会实现，那干吗还要我们用力呢？我们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等着它实现呗。于是觉得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了，就会找康德，然后又有新的问题。现在我又喜欢马克思的文章了－年轻时的马克思。

小培好像初中时因为舅舅是记者，有得几场“内部电影”看，也算不同于常人的一项特权吧（爱情片估计看了不少，不知道尺度是不是比公映的大很多）。我再想想自己，那时天南地北什么都讲的“五角丛书”不错，我家里有整整一大排，每本真的只要五角钱。记得里面有本三木清的人生哲学，第一次跟我剖析“虚荣”，看得我面红耳赤－原来我那么虚荣呀。还有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第一篇讲一个小男孩看哥哥跟一个美女谈恋爱，结尾是小男孩看着他们两个裸泳在无人的小湖里，游向不知名的对岸，暗想自己的未来。我也是对这个场景无限神往呀。

列奥。斯特劳斯这个政治哲学家，写过一本“迫害与写作艺术”。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其实两者之间还有共生关系呢，就像选择压力和进化一样。在美国呢，人人都认为自己言论自由，其实“主流”无处不在。你看看按照他们“素质教育”标准选拔的中国本科留学生，除了理科天才之外（那也就不管你“素质教育”了），大凡就是我们这里功利教育的杰作。什么“个人陈述”，什么“课外活动”和“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什么“特长个性（弹琴跳舞）”，这正是我们功利教育的强项呢。这个王小朋友凭着高考作文的水平讨论“国际民主”，也能打动录取官，可见杜克录取官跟我们高考批卷子的老师是一样的鉴赏力和口味。在美国，富人家的小孩也是最有人帮忙包装自己的，早早从小学就盘算起怎么符合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了。我的Tufts大学的那些本科生，整个就是个中上产阶级小朋友的大聚会，蛮冷淡的，觉得人人就是天生为己，别的都是假的－这是他们的真实主流价值观。于是我想，自己小孩让他在中国自生自灭也不错，“独立思考能力”也许哪天就在坐在马桶上看一本小破书的时候就冒出来了。

我当然认为政府应该广开言路，堵不如疏，但主要不是为了人们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是为了有大苦能鸣，有大冤能伸，社会稳定和谐，政府形象高大。小培说其实中国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在国际上寻找公关专家和危机处理专家，雇他们出谋划策和传授经验，这个想法蛮实际的。我们还不是很老道，有点慌，有点急。我想中国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向美国学习，如何既宣扬言论自由，做到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又能极好的在信息流量和经济来源上“把握”主流媒体，分散老百姓注意力，并用软手段削减那些“脑子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人的声音等等。不过我们对泛滥的假新闻一定要有业内和法律的约束机制，不然光“放松”不行。

这里要补充一点：对王小朋友抗议的义愤填膺的国内朋友们，居然要求青岛日报撤走网络上昔日对她的“正面报道”。哇，好险那，幸亏在被撤掉之前被我搜到了，这可是最珍贵的历史背景资料呀。人家写“正面”，你可以看“反面”嘛。看，我们还会实行民主式的自动“censorship（媒体审查）”呢。

看到这个小朋友站在雪山狮子旗下面挥舞双手，还真有些伤感呢。她小脑袋里就那么些简单的欲念驱使着，像个机器人似的，这样走下去，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等着被摆弄了。大家也别怪她了，她只是大批量生产中偶尔编码出了点小变异的一件高端产品，跟其它高端产品其实很相似。留在美国，过自己的日子吧，得把父母也渡过去。不过这样也好，像个机器人，以后别人让做小丑，心里也不会难受，反而引以为成功了。

“独立思考”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东西，你尝到了它，以为是天下第一的美味，金不换的珍宝。没尝到的人却比你活得无忧无虑得多。啊呀，那我希望自己小孩有“独立思考”，到底是不是为了他好，是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他呀？说实话，如果他不容易对各种事情发笑，那我要伤心死了，就像他没上到哈佛一样。

除了这个小朋友的成长经历，她的性别也让我有些耿耿于怀。这又勾起了我很多痛苦的回忆。看到上海好多地方，外国又老又穷的老白男人们勾着满脸堆笑青春美貌细皮嫩肉的中国小姐。。。。。。记得一次朋友讨论为什么东方女性更适应西方生活，容易融入主流，一个推测是，女性本来在东方社会里就是位子低的，到了那里位子低觉得就是自己天生的位子；男性本来在东方社会里就是位子高的，于是很难接受这个落差。说到底，就是女性接受两重压迫，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可不能把谄媚和取悦别人怪罪为女性的天性呀－她们从出生起就被打扮得像个小花瓶，学习“引诱”别人的。这样一来，她们从不奢望成为主流，只全心期待被主流认可。看来妇女解放真的任重道远。你要有一天让女人也有领地感，她才不会心甘情愿做别人的领地。

写完了才发现，国内的义愤的人们真的很强调她是个女性呀，做的比喻都跟”prostitute（性工作者）”有关，还有那些“干”之类的字眼。这一点我要抗议的。就像看到女人学哲学，总觉得你肯定是什么哲学家的情人，而不是哲学家。

散步实录

Mon, 21 Jan 2008 21:55:51 GMT

今天在Youtube上看了上星期人们在广场为那个“高科技”玩艺儿的散步录像。

说实话，官民表现都不错。

散步的人们没有标语，没有队列，只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四散在喷泉边上。

只有普通的警察，没有特殊装备或训练的警察。

没有带头的人，人们此起彼伏的喊“反对cifu”，“救救孩子”，“救救老人”，“保卫家园”，就这四句。最终这种喊声汇在一起，大家面对着政府的大楼。人群里的确老人和女人很多。

最搞笑的是忽然大家听到广播“请立即离开”，有些惊慌，然后才发现那是广场喷泉要喷水的预告，一阵大乐。

警察也只是站在那里围着，隔开呼喊的人和旁观者。

据说一辆公交车（不是警车）准备着用来放一下过于积极的分子。

当人们化整为零，开始向大街快速移动时，大多数警察还都在喷泉旁边，来不及跟上。居然录到一句女孩子的画外音“警察们平时条件都挺好？肚子大的很多”。这个队伍迂回数次，最终到达南京路步行街，在中外游客的注目下走到了河南路终点。他们还沿路派发科普以及路线小册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家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玩意儿的威胁 -- 在给老妈找房子的时候研究了路线图，忽然发现它要在不远处经过。二号线都造到两个机场了，从经济和交通上没有了任何意义，为了一个世博会得不偿失。从科技进步角度出发，又犯不着从全中国最繁华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通过，可以造到无人区去。至于上一条赚不到钱，入不敷出，过个十年要拆要留自见分晓（德国也拆了吗不是），不见得再绑架个几百亿投资进去。同时在08年这种关键年头总是稳定和谐为重。我总以为会不了了之，现在又提出来。我相信市府出于基本的理性不会是真正支持的（不论从民意、财政还是政绩方面），何况各个区县的信访现在都汗流浃背、如临大敌呢。应该还是有些利益集团没有死心（科研工作者喜欢项目，某些公司喜欢工程，cifu公司幻想扭亏为盈等等）。唯一最令人愤怒和不安的是中国的电磁安全标准。说是100u，但在国外这个100u只是短期辐射的极限安全标准，连50万伏到100万伏高压电下面都达不到这个数字（有国家院士作证）。国外长期辐射的限制是0.2u，而我们的列车在刚刚出站远未达到全速时就已经是0.28u。生活在比高压电还高压电的环境里，真是让人胆战心惊。但环保部门居然就用这个数字来向公众保证它的安全，这在我看来是最大的不诚实。而中国不能通过更严格的辐射标准的原因传说是电力部门的强势。（我老妈的买房原则：远离高压线，远离变电箱。）

我真的很感激有那么多人在增加反对方的砝码，同时又内疚没有机会一起去散一散步，好像搭了便车一样。小培说那天麦蒂在家没人看，也没有去，真是可惜。他越来越像个顾家好男人了。

看起来活动还真是井然有序。我们小区是通过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来征集签名反对意见的，同时还每户自愿交了些活动费，给愿意跑腿信访的老妈妈们补贴交通开支。因为白领们太忙了，就这样进行分工。同时老妈妈们（以及孕妇）还不容易引起猜忌和冲突，到底是敬老爱幼的社会嘛。

联想到厦门化工项目的民意胜利，面对这么平和的散步场景，不禁激动了一把。这些民意表达有这么几个特点：

1 主体是“中产阶级”，尤其是有房产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平时谨小慎微，要保护起自己的产业，却坚忍不拔。

2 其中不乏科学和法律工作者，喜欢讲道理，辩论，寻找材料和依据，也注意遵守申诉的程序和保护自己。

3 主张的目标和维护的权利非常有限、具体和非政治化。这也使政府能够比较冷静的估计民意的走向和决策，不至于造成恐慌。“中产阶级”不像马克思笔下拼个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毕竟也有很多利益是在稳定里达到的。

这些为了有限目标的民意表达，既是“忠诚的反对”的雏形，又真正找到了正规民主程序有能力和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民主最善于解决的正是那些具体的一部分人受到的严重的利益侵害或疾苦。到了更宏观的层面（如国家体制，反腐等等），一方面对认知要求太高，一方面不容易改观，另一方面更容易激起盲目无方向的激情。

我想正因为这些特征，才使政府能从容应对这场散步，派大肚子的警察围围圈子而已。也许这也正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所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呼声，它又怎么去跟那些可能有深厚权力背景的利益集团打太极拳呢。它们也不是一家子。

但我们还有更底层的人，尤其是农民的地，贫困者的生存。哪一天他们可以开始进入这个系统来表达他们的声音，也许我们大家才可以安心。为我们自己，为他们，当然，也为我们的政府。

估计大家也没看到过这些录像，通报一下，可以免去很多猜测。看起来，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有关心者，请普及一下关于磁辐射安全标准的知识。

远见--日本战犯改造vs关塔那摩

Tue, 20 Nov 2007 04:15:07 GMT

新中国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建筑它的基础不只是“动物自保的本能”。它是一个有理想的国家，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国家。对日本战犯的态度就足以让美国人汗颜。特别是那一句：杀这些人容易，但是杀了有什么用？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才是最可怕的。要好好改造他们，让他们认罪，这才是最重要的。

民主当然是好东西，但人民是需要有远见的领导者教育的，人民需要一个世界观来克服它们的短见和情感缺陷（贪婪，恐惧，仇恨）。在国际事务上尤是如此。记得法国人（在非洲曾殖民那么多）就因为“民主”，连一座在巴黎的非洲中心修缮的费用都搞不定（“预算辩论”呗）。法国评论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有原因的。

以下这个口述特别让我震动：

编者按：76岁的赵毓英老人是辽宁抚顺市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很多人都不知道，50年前，她曾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护士长，亲自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工作。

1950年7月，刚满20岁的我即将从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毕业。一天，上级突然委派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去绥芬河接收从苏联引渡的日本战犯。

7月18日，我和其他20多人来到了绥芬河。苏联人用装货的闷罐车运来了900多名战犯。中方则准备好了干净整洁的绿色客车，为了保密，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我在车厢里巡回负责护理，途中有几名战犯突发心绞痛、急性阑尾炎。我从小受够了日本人的气，见到战犯成为我们的阶下囚，真是十分解气。不过，作为医护人员，我还是细心地照顾每一个发病的战犯，把他们顺利地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到达抚顺后，组织上又要求我留在这里担任护士长，而且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告诉家人。一开始，我非常抵触，经过领导不断地做思想工作，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高尚的，有益于世界和平的，这才把心安了下来。

管理所内关押的都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的战犯，但管理所却对他们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照顾。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管理所专门派了一个叫焦桂珍的护理员给他喂饭，给房间消毒，负责大小便。为防止他长褥疮，还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1956年武部六藏假释后去了天津，他的太太原以为丈夫受了罪，没想到他红光满面，得知是焦桂珍一直照顾他时，抱着焦桂珍就泪流满面。

1953年的一天，一个叫安井清的战犯因患脚病突然摔倒了，我和温大夫赶紧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要上楼梯，怎么办？那时人们很讲立场，能不能背一个战犯？温大夫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背。刚背到二楼，温大夫就觉得脖子里湿了，他以为安井清疼哭了，赶紧问他：“你疼吗？”安井清没有作声，大夫继续上楼，安井清则泪如雨下，到了三楼时，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中国人。”

也是在1953年，一个战犯因病转院，中途突然下起了雨。由于没带伞，护士关慧贤就脱下自己的白大衣，给他盖上，自己却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胸和气魄。一个叫铃木良雄的战犯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医是仁，医者之道以体贴人为本。这其实不应适用于我们战犯，我们抓到中国俘虏时从不把他们当人，现在我们是魔鬼，他们(中国人)却好像天使一样对我们。”

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炊事班的人一开始对此很不理解。后来领导不得不出面做工作，告诉他们，杀这些人容易，但是杀了有什么用？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才是最可怕的。要好好改造他们，让他们认罪，这才是最重要的。

1956年，在战犯们被释放前夕，管理所带领他们到全国参观了一个月，从东北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这次活动给了战犯们很大的教育。我还记得，战犯们到了南京水利学院的一个地方，大概想起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纷纷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受审的法庭上，战犯们也是泪流不止。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还带头要求死刑。东京审判时，日本战犯一个也不认罪，审了两年都不能结束。而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不仅跪地认罪，而且主动要求受死。这跟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很多战犯回国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刚进管理所时，他患了精神病，不吃饭还打人，给他吃药还说有毒。管理所想方设法给他治疗，把药裹在糖里哄他吃，护士挨了打也不能还手。经过10个月的精心呵护，渡部信一的病终于治好了。回国后，渡部信一每次给我写信，对我总是以“恩师”相称，而且还时不时写首诗遥寄相思。1984年，日本归国战犯组织“中归联”邀请我访问日本，渡部信一一见面就抱着我，眼睛里满是泪水，好像见了多年没有谋面的亲人一样。那时他家里并不宽裕，但他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有一次外出，渡部信一给我们买了石榴果汁，自己和太太则躲在一旁。我看了看价目单，原来果汁在日本非常贵，渡部信一是自己舍不得喝。

我一共5次受邀访日，这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当年工作结出的果实。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归联”一直在从事着促进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在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上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后来，随着战犯们的年迈和相继去世，“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了，但同时，一个名为“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成立了，它的成员主要是战犯子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他们继承了悔改的战犯的遗志，为和平友好奔走着。（赵毓英口述　李宏伟整理）

和谐社会

Tue, 30 Oct 2007 23:58:48 GMT

“和谐社会”刚提出来的时候，当然惯性的一直抱着嘲笑的态度，认为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不论某一句话，被这样传颂，知识分子总要嘲笑一下的 -- 可能这是知识分子先要自我嘲笑的地方。

其实这个口号背后的改变是巨大的。它放低了很多姿态，不再有那么多姓“这”姓“那”的，不再愿意直接判断对错，而是要求意见和感情能够相互容纳在一个社会里。不满可以有，但不能太深。大家都担负一些不满，没有人特别不满，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了。其实无意间，这又调高了姿态 -- 在乎人的心理学了，而不是一味要求人接受一套很高的理念。

这并不意味着调和所有人们现存的意见和感情，而更是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设计，要让人长出来以后，持有的意见和感情有可能调和（把人塑造成这样）。公共资助的公共教育是这种调和很重要的一步，但教的东西先要考虑一下会不会培养出不能容纳别人的人和激烈反对这些想法的人 -- 这些都是要避免的。社会保障机制（不一定都是官方的，亲戚家族什么的机制都包括在里面）则让人对自己社会还有一些成员的归属感，不至于愤恨。其实你看为什么国家下决心要搞公共医疗，要搞公共教育，要搞最低保障，都是不想因为一件事积累太多的不满和疏离。这就也不是纯粹的自由主义。

还是弗洛伊德的一句话，社会的设计，终究是愿望和感情的经济学。他批评共产主义，并不是说这个理想有什么不好，甚至他也承认私有财产是人实现自己私欲和侵略欲等等的一种工具。但他说私欲和侵略欲是与生俱来的（人比较差，呵呵），就算取消了私有财产这个工具，他总会找到别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自私的念头。工具多得是，而且政治工具总是存在的。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基本上就只有一群神才能呆在里面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就是让人有机会同时疏解自己的爱欲和自私欲，并让它们实现的方式对邻人都没有太大的坏处甚至还有好处，同时还让人有一种团体里的归属感。家庭，工作，赚钱，娱乐，爱好，尊重和自尊，能让人每样都有一些就不会走什么极端了。当然还要限制人伤害别人满足私欲的机会，但限制终究要变成一种引导和内化的机制才能稳定下来，不然堤坝总是要倒。

这种设计，本身就要考虑到人已经有的历史文化，从里面找到一些容易被接受的入径。你要建立一个对立于自己原有文化的政府，基础太不牢了，只能顺应它，引导它。比如按照我们中国人原有的精神，你提自由博爱民主，倒不如“和谐”更近切些。毕竟现在我们还是有些被习惯上面照看着，而且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那么接受博爱，我们相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这倒更接近人的本性。民主嘛，你说了也不是大家很理解的。先理解民生，然后慢慢意识到为了保障民生，要有些民主的机制（不满者伸张的机会，去掉不顾民生官员的机会），这样比较容易些。自由？多大的自由？我们向来视家庭的枷锁为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其实每个社会都有大家无心背诵的口号，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反思状态 -- 太累了。所以到底背诵的是什么口号，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官员来说特别重要。你让他们背一些铁的原则，他就可能变成这些原则的权威者，去做判官。现在好啦，你要他考虑跟人和谐，要是不和谐，变成他也有问题啦，他得去跟别人求求和。从这个角度来说，背诵“和谐社会”要比过去的很多口号好。而且我认为它反映了某些“正义”的精髓：为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做一个家。家未必总带给你快乐，你会为它苦恼，你会觉得它是负担，但它至少是你的家。

背吧，构建和谐社会。

粮食和能源安全

Sat, 20 Oct 2007 17:17:59 GMT

记得张五常这个自由经济的支持者，有一次这样回答“粮食安全”问题：只要真正市场化了，可以问全世界各地的人买，一个国家不卖给我还有别的国家，这样就安全了。他举的例子似乎包括香港和日本。问题是，香港和日本正是有别的机制来应付他们资源短缺和供应波动问题的。

香港，其实大陆的支持（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一直是它的生命线。就算大陆自己供应短缺，运到香港的一车皮一车皮的猪总是源源不断的（这是政治高度的问题），更不要说水源保证了。

日本，在中东石油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的时候，曾一声令下全国便做到下降25%的石油用量，电梯电灯都可以停，减少生产和裁员，还能做到工会和雇主“同心合力，共度难关”。这是美国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国家意志。其实这从他们平时吃东西的量就可以看出来了。说到底购买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资源的节约和对自己欲望的克制。（我当然不是赞扬他们，他们疯狂扩张的时候也是令人恐怖的。）

张五常的假设其实预定了别人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限制你的自由交易（你有钱也没用，运输线和金融线被掐断了呢？或者一个老大威胁大家不许跟你交易呢？），也没有考虑地球作为资源提供者的总的上限 -- 交易再自由，碰到这个天花板了，不要说价格狂高，最终人是不会和平解决问题的。

中国现在就面临着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而非“纯”经济问题。

淘汰

Fri, 21 Sep 2007 04:33:14 GMT

最近看到一个少年黑帮的访问，让我震惊的是学校的淘汰机制。

现在我做形式逻辑的助教，深感中国大学生的抽象能力要远远好于美国大学生。作业是一些并不复杂的题目，批起来却经常让我非常沮丧。我不禁自豪起中国教育对学生头脑的严苛训练。如果你到大学了，这些技巧是不在话下的。

但是这个少年黑帮大部分是从一个当地最好的中学辍学的，因为老师嫌成绩不好，影响平均分，就劝他们退学了。据这个记者调查，这个“好中学”周边镇有10%左右的学生因为成绩不好退学，而且老师的奖金是跟平均分挂钩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把逻辑和数学好仅仅归功于教育的风格，就成问题了。如果是因为这个“淘汰机制”，使得中国读到大学的人，都是“适者生存”的强者，那我也没什么好自豪了。

学校究竟是干什么的？也许初中义务教育还有把青春期不稳定的人留在学校有事干的功能，好让他们少些deviation？让他们组织起来学会主流社会的生活？这些参与谋杀敲诈等等的黑帮小孩还有很多处在义务教育阶段。

美国大学有很多奇怪的机制，比如如果你有“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那你就可以申请没有时间限制的考试，随便你到写完为止。如果你在申请大学的个人陈述里写自己怎么克服自己的“学习障碍”，也经常会感动老师。老师还必须对学生很和善很鼓励，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学生打断提问，哪怕心里在说“怎么说了那么多遍还不懂”，“怎么这么傻的问题还要拿出来问” ----我一向是觉得这对学生并不健康。

但如果放到大的机制上看，美国人真的是“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天真的拥护者，或者说至少费尽了心机和资源维护他们看上去的平等。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的教育是更为社会稳定服务的，他们有很多“文科”的课，并不传授太多的知识，而是用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主流文化和自己的政治系统，让学生反复的思考并认为自己在未受强迫的情况下接受它（温柔的灌输，呵呵）。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社区自主”造成一些社区教育严重师资和资金不足，也造成生源的隔离。

我一直认为中国高考是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因为它维系着社会“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让每一个人至少还有一个成为新的精英（elite）的希望。但它作为一个现在很难找到替代品的比较残酷的“筛选”机制，似乎需要有下面的底线（safety net）兜着，不然就是那10%或者更多的人的灾难，也是社会的灾难。如果国家控制义务教育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优点之一就应该是提供激励机制，把辍学率评估放在成绩评估之上。其实义务教育对培养抽象才能来说还是不那么重要的，数学物理之类的人才，不会因为老师教得稍微懒散一点就埋没了，通常他们会自己把书很快的看一遍。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自生自灭也没有太大妨碍（自我约束也是重要的精英品质嘛，应该让它有机会显露）。

我们似乎认为自己的教育制度太为政治服务了，我却发现它们还没能达到这个我们认为的效果。教育和社会稳定，听上去有点让人不舒服的联系，我们却回避不了它。

补充：有人强烈反对高考，是因为觉得它抹煞了很多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反映出来的个性人才。但同样的，我认为对一个社会来说，维持它的比较公平的机会要比培养特殊人才重要。在我们其它制度（如权力监督等）不可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先改动高考是极危险的。就连美国也发现他们写大学个人申请总是有利于富家小孩，因为他们可以请专人辅导润色，而且来自声誉好的高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和义务教育的普及是相辅相成的，是我们“平等主义”的重要实践（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大环境中）。培养特殊人才只能通过少量的自主招生来弥补，而且它的制度也必须比较量化和易操作，最终不免要牺牲“个性”。

我相信美国教育系统对学生那么“软”也可能会牺牲很多学生成为出众者的潜力，因为很多潜力是需要严苛的训练来挖掘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需要我们的留学生了，呵呵。

当然，社会也需要出众和特别的人，需要英雄，不然就变成了“大众”的暴政，最终让现代民主社会在无反省的自我复制中失去活力。尼采老早就开始忧虑这个了。我想政治作为艺术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平衡。美国的社会也有很多挑选和培养精英的制度，但主要是在非官方的社会团体层面。这种分工无疑和美国人发达的结社能力和传统有关，我们暂时还不可能直接仿效。

对于牺牲“个性”和“多样性”的愤慨在某些个案身上（尤其是认为影响到自己前途时）会异常激烈，但政治的考虑不得不是超脱于某些个案而考虑到无数不同个案的。我只能惊叹“正义”所要求的残酷和仁慈。

还是要小农村社（附温铁军文摘）

Thu, 12 Apr 2007 06:58:58 GMT

与上一次的文章有关。附了一些温铁军的原话。我想他讲的比我更有经验说服力。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被固定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里。看到那个关于水资源的计算，我就觉得自己处在非常可笑的位置（城市每个居民平均用水超过农村20倍，如果中国农民真的按照“农业生产力”的要求进行城市化，中国的水资源会难以为继）。我们树立了一种生活的理想模式，却最终容不下所有的人都如此生活。我记得甘地当时对殖民者最大的反抗之一就是每天只吃一点必须的食物，永远只裹着印度土布。要知道他也曾是赴英留学生，文明社会的名律师阿。

又说到罗尔斯，他认为政治哲学很大程度上为的是“orientation”（定位），也就是让一个人从自己的渴望、追求和利益中暂时的抽出；而从一个背负历史的、个人生死皆在其中的社会角度来看待所有人对它的基本需求。而且我们不能只考虑目前所有人现实的渴望、追求和利益，因为我们都是被某种人为制造的“幻景”（某种生活方式的偶像）所统治的。我们得试图思考怎样的一个社会平台是每一代所有人过一个值得的生命所必需拥有的，我们不能因为对“幻景”的追求而剥夺一些人这个必须的平台 --这是“幻景”之外我们要追求的“社会理想”。虽然也许我们最终不能确认找到真理，却是意在找到一个能信服自己和信服所有人的东西。[讽刺的是，“幻景”的影响力可能让受威胁的人看不到自己所受的威胁。当你向他们指出的时候，你就被骂“父权主义”。我已经不怕被骂“父权主义”了，因为非此即彼，如果你不抗争一下，商人就会来塑造你，让你成为那个以买他的东西为人生理想的人，同时他也以买别人的东西为人生理想。]

我非常同意grassleave说的，农民问题中的另一个痼疾，就是政府权力问题。但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中国的中央集权，有一个很重要的“扯皮”力量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之间的扯皮和平衡。虽然“效率”大减，也稍微弥补了一些个人行为过分威胁政权的风险（卢梭分析过人民、整个政府和政府中个别人的三个力量之间的动态牵制，中国的政府集团内部调节长短期利益和局部整体利益矛盾的机制是存在的，虽然也许最终是分一个大蛋糕）。人民最终会对整个政府施加压力，封建社会也早有之，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王未必不懂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病毒之类都至少是需要寄主的，进化会形成某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一下子把寄主吃掉 -- 再养养胖更好。现实问题在于：1）这种从下而上的反馈太迟钝，延迟效应很强，所以要渐兴人们对地方政府的常规监督；2）往往重视大方向的不稳定因素而忽视一两个人的极度苦楚，所以要追求法制和个人权利。不过至少目前，这种“扯皮”机制还是存在和运行着的，而且我们还希望它能好好运行，不要让政府里的个别人不受限制短期牟利捞了就走。见历史上，中央政府衰败，地方豪强富贾兼并土地，失地农民无法生存，就会有改朝换代。均田减赋，则是每朝初修养生息的策略。现在就看能不能在现有和增进的“扯皮”机制下稳住阵脚了。温铁军讲了印度等地的游击队，说实话，我也了解很少，就是看过一些报道。那个进入尼泊尔议会的游击队，好像也是承诺保护小农利益分地的。但我们对中国农民起义可是从小学习的。

最后，小农户还是可以通过联合组建成公司和协会，增加生产效率的。这结社本是国人弱项，国家应予减税、放开和支持农村金融以及技术输入来辅助。农民的确需要选择对他们负责人的当地领导者，但如果未曾系统思考自己长远需要什么，就会缺少有效选择的能力，而经常选出给自己一点儿（看似）短期利益的人。所以我还是一直觉得，若真想渐进式民主，先要从引导大众如何评判和选择领导人的内容做起，而不是形式上的急进照搬。所谓public deliberation，而不是public voting，才是民主精髓。

不知道是不是属实，这次青海省换到别省的一个领导，就是修养生息政策，宁愿不要GDP而要保护植被农田，据说得到了赏识。好像他自己也在青海长期生活的人。不像美国，穷乡亲们赏识了你就是他们的州长，我们上面赏识了就会升迁，呵呵。

温铁军文章摘录：

比如说土地问题。有人强调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完全变成农民个人所有，就可以到银行抵押，农村资金缺乏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谁要是征占，农民就可以有谈判地位。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似乎只要全面私有化，问题也就都自然地解决了。

刚才说到，我去了30多个国家，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去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的情况。墨西哥人口约在1.3亿，而且紧邻在美国的家门口，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们高。但是，墨西哥面对的三大差别问题解决了吗？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个农场主。我说，你的农场在哪个州呢？他说，你的问题错了，应该问哪一个州在我的农场里。意思是说他的农场很大，已经超过了一州的范围。墨西哥38个州，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比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要达到人均3000美元还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困率，农村仍然凋弊，小农仍然破产。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只不过是从空间上把农村的贫困平移到了城市，变成了城市贫民窟人口。可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剧，正常的法治社会就无法建立。昨天晚上新闻报道说，墨西哥监狱爆乱。那是因为囚犯太多，国家无法治理，就从囚犯中选最有实力的人当狱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会。甚至由于解决不了囚犯的问题，要安排妓女到监狱中去工作。这样的社会矛盾，连监狱警察都解决不了，难到不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吗？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识分子宣传贯彻的“四化”，应该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了，也彻底的多了，但能解决问题吗？按照墨西哥国内非主流的学者计算，贫困比重超过50％，比陆学义老师在中国做的大十阶层分析严重的多。

再比如巴西。今年7月份我到巴西去贫民窟调研，同时了解农村人口失去土地的情况。特别是小农，发生个三长两短的，就没有办法就得卖地。更何况，农业是靠增加规模得到收益的，这是个基本规律。越是强调农业现代化，越是使用机械、化肥农药，甚至使用天上的卫星定位、大型机械、精量点播与测土施肥一步到位等，总之越是使用现代技术，农业成本就越高，就越是逼使农场主扩张面积。巴西就是这个规律作用的典范，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绿色，农业资源条件非常好，不象我们的平原面积只占12%，水土条件匹配的平原耕地只占9.4%。巴西农场的规模动辄就是数百上千公顷。经济学家追求的规模经济实现了。但是农村照样贫困，而且全国范围内还有饥饿。所以，巴西劳工党工人出身的总统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他的口号是巴西没有理由饥饿。因为是世界上人均耕面积最大的国家，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巴西有大规模的农业，却让老百姓饥饿？尽管巴西想消灭饥饿，容易吗？因为，农场主不管国家的事，政府要达到什么目标跟私人农场没关系。私营农场主追求的是效益，种经济作物效益才高；种大豆向中国出口，种甘蔗、花生，也是为了出口获得利润，而不是为政府解决饥饿。所以，卢拉竞选当上了总统一年了，要解决巴西的饥饿在多年来完全私有制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巴西存在全国的无地农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是和平的运动，目前尚有三十五万户住在帐篷里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分配土地。再看印度。跟咱们中国可相似了，人口十个亿以上，百分之七十在农村，人均耕地规模比较小，农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无地，于是乎，印度的贫民窟也是世界最大。再到东南亚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去看看。有一次我在孟加拉开会，所有黄头发的老外都没人敢出宾馆的门，当时我估算，单保卫一个宾馆的武装警察就至少有一个排，进门要通过安检，警察沿着宾馆围墙站岗。因为离开宾馆没几百米就是贫民窟。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私有化了，进城打工或流浪的老百姓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公有的土地上。在哪儿呢？就是道路、铁路、河流、广场、公园、寺庙，所以公园周围、铁路两旁、河流岸边、公路沿线往往都是贫民窟......

印度北方有农民起义，墨西哥那么好的资源条件，南方也照样有农民起义。中国的主流学者出去，很少有调查贫民窟的，很少有下乡的。像我这样到游击区、到农村地区去调查的更少。我先后四次去墨西哥，先摸清外围，最后才得到机会深入到它的“游击区”，就是农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里，这个区域游击队控制着1000 多个土著社区。当时，真是穿越原始深林，坐老百姓用一颗大树做成的独木舟，才进入到他们的游击区。当然，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但能得到真实情况。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造反？墨西哥1994年的农民起义到现在坚持了10多年。2003年夏天他们出山的时候，就好象咱们现在讲的恐怖主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无论大人、小孩、妇女都蒙脸。我发现，区别游击队战士和老百姓的办法，就是老百姓一般用一条手巾围着脸，游击战士则是戴着滑雪帽，无论天气多热也都是这样，戴着滑雪帽，穿着军靴，排着队的，这是游击战士，用手巾蒙着脸的散漫的是老百姓，但那是拥护游击队的老百姓。现在都担心的恐怖主义吗？他们不是，而是和平反抗。平时这些人不带武器就是老百姓，政府也就没有理由镇压，但是，游击队确实有成千上万。尽管有大规模、高效益的农业，但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简单地讲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去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哪一个不比中国更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却有哪个真正解决了国内矛盾？哪个社会矛盾不比中国更严重？作了比较分析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初步认识：这些国家尚未完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土地革命的任务。旧民主主义革命内容是什么？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共和，可见“平均地权”原本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唯独中国完成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得继续坚持平均地权。在农村给老百姓每家每户分地。请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国特色：不是每人，而是把个人计算到农户家庭，给每个家庭三十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这只有在中国做到了。

其它国家尽管有土地法律，既规定农民应该得到土地，但事实上是执行不下去。因为土地是完全私有化的，完全市场交易的，制度是自由化的，全球化的。因此就做不到。而我们这个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权利，是经过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成千上万的牺牲，打出了这个基本权利。很多人说不行，再重新来一次。就会重新造成地主。城里人有钱谁不会去农村买点地？买个十亩地，就意味着有三至五户人家、十几口人无地。现在已经是三千万到四千万无地农民，土地不足以谋生的农民已经很多了。福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宁德人均耕地面积多少？为什么那么多人口向外迁移？是因为没有资源了。04年1月从印度考察回来写了一篇报告叫《无地则反，党争则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温铁军似乎在维持公有制、集权制。其实我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无论谁，只要做了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放手推进土地私有制，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这个社会相对稳定。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不是农民老实，也不是不想反。很大程度是给了农民一块地，他得保住这块地。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城市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原因。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头一到晚上就是一个景，什么景呢？进城打工、流浪的人没地方住，沿街一两公里的排开像大摇篮一样手工编成的竹筐子，每个人一个筐子，头和脚在外边搭着，人在里边睡觉。这是那些进城时间不长的人，连去搭一个纸板子、破铁皮棚子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睡筐子。这是在南亚，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湿热，顶多不过是下场雨，权且当作洗一个澡，要是在咱们这儿呢？北方地区冬天结冰，那是要冻死人的。中国真地要这种局面吗？今后无论谁谈私有化，让他去那些贫民窟，也许就明白了。

中国得到大致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仍然实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至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还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稳定，就不闹大事。那上哪儿闹事呢？他上城里。农民一旦离开本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而在城里，现在社会的刑事犯罪的高峰不断往上走，一年上一个台阶。而刑事犯罪的主要发案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八十年代人口不流动的时候，流动人口犯罪比例不到50%，90年代超过60%，90年代后期达到70%，进入21世纪超过80%。因此，弄得城里人家家户户要上铁门铁窗户。就好象动物园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这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表现。之所以现在还没爆发社会冲突，没像墨西哥、印度有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最大的收益就是社会稳定，而全党同志都知道安定团结是一个大局，要力保稳定这个大局，我们这个国家乱不起！这个制度当然会有成本，成本就是农业没有规模效益。永远不要想着在小农平均占有土地这样一个制度条件下，还会有什么土地的规模效益。很多人到美国参观农业，美国的大农场多好哇！你到中国来试试，根本搞不成。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很难把西方现成的制度照搬过来解决问题。据此可以认为，小农村社经济很可能是长期化的制度现象，或者是经济基础；过去那种短期内改变小农经济的设想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成功，最近25年改革也没成功。只有承认小农村社经济是长期的，我们才能稳住社会，渐进改革。而且还得踏踏实实地承认，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说只要对外开放了，外贸带动制造业增加，农民人口就转移了。那么容易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测算，全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总量9千多万，有可能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部都搬到中国来吗？不可能。人家的飞机、大炮、坦克得自己生产吧？否则凭什么维持所谓国家竞争力？不能简单地说对外开放引进制造业，劳动力过剩就解决了。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时答记者问，第一个脱口而出的数据就劳动力数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问题很复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才不过三亿多。我中国一国劳动力总量现在就是7亿多，几乎是你们的两倍。他很注重国情分析。如果进一步把农村半劳动力加上，是7亿多吗？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没人给退休金，还得下地干活。至少50%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上不起中学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劳力，仅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就在5个亿以上。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了。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呢？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需要一个亿的农业劳动力，对付这十几亿亩的耕地就够了。如果按照要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需要5千万。现在农村5亿劳动力，农业只需要1个亿劳动力，那潜在的失业半失业不是得有4个亿吗？靠什么解决呢？基本国情问题搞不清楚就空谈这化那化，空谈误国。十六大以来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为什么？上半部分已经讲了，我们的人口转移不出去，发达国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仅我们现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将来会更进一步过剩。因为我们人口最高峰值是16个亿，将会在2020-30年出现。转移不出去，内部又消化不了，现在才4亿城市人口，怎么设想16亿人口的时候可以实现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十二亿在城里，怎么可能？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农村的20多倍。这个倍数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农村人每天洗吗？城里人洗衣机洗衣服是农村人端个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发展城市的结果，首先是水资源哪儿来？我们现在600 多个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扩张？哪儿来水资源？显然城市化扩张是要受到资源限制的。昨天晚上的电视报道，温家宝总理在召开能源问题的会，请了一批专家来谈，最后提出我们只能走节约型经济、有效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缓解能源危机。

圈地运动和失地农民

Fri, 06 Apr 2007 05:09:53 GMT

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圈地运动，当时是控诉“资本的原始积累”。大量失地农民的流浪，给英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英国当局还采取了把“流浪”犯罪化施以严刑的政策，为的是让农民安顿下来接受极低工资的工作。于是，城市里有了贫民窟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多年，“失地农民问题”终于被慢慢消化，我们现在看到光鲜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的农场主日子也很好过，拥有看不到边的田，机械化的耕种，所谓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如美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还产生了“agri-business”，也就是大型农业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向外大量低价出口，使墨西哥印度之类农业大国的农民大批破产，又一次开始了失地农民潮，而他们的土地则一块一块的归入了跨国argi-business的名下。

西方过去的经验，使有些人坚信，圈地运动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最终农业需要集约化，工业会吸收劳动力。但如果你是处在这个阵痛期的人，如果你是失地潮中的农民，那痛楚就会在你身上，在你身后的许多代人身上蔓延，即使给你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希望，对你来说未来也是一个黑漆漆的洞。而因为我们不是他们，我们就会在理论上谈论一切，冷静，理性，说着冷酷的“必然”，即使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对生产力的崇拜已经到了一定地步。当罗尔斯说real saving （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来说不是必要的，只要它能维持一个清明公平的社会合作系统就行了，我就又想哭又想笑。自卢梭开始的传统，就从来没有把“发展”看成人类的前途，他们唯一奢望的就是可持续性，就是衰落得慢一些。到了罗尔斯，在这个无厌的追求增长的时代，他就成了一个另类，可惜就连他的另类之处，也被人忽略了。所有人几乎只记得他的自由主义。

我们城市的年轻人，恐怕理解最浅的就是关于生活在我们身边8亿同胞农民的事。我们只看到“民工”。中国正是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稍有不慎就会重蹈圈地运动之覆辙。所以要有免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农村最低保障。一句话，要尽可能的把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慢慢的走出来。一个在中国农村试验数十年的经济学家温铁军曾大呼，“谁还敢提土地私有化？”他访问过印度和巴西，巴西虽然已经形成了大片的农场，生产力自然高了，农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艰苦；而印度游击队则让他看到了失地农民造成的社会动荡。试想今日如果宅基地私有化，在很多人还为生计挣扎时，必然会选择出卖土地，最终还是豪强兼并土地的老路。陈培说，这就跟俄罗斯企业私有化所谓全体员工持股，最终只造成几个巨富一样。更好的选择还是很多人分享有限的土地，并且因为它生活得更好，而不只是追求“生产力”的短时发展。哪怕需要城市人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加大，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够多的益处。当我们担忧要求城市对任何进城人提供所有福利这一要求的不现实时（我也同意这个方案不现实），我们就应该去支持农村的金融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

事实上，目前欧美在追求自由经济的表面下，维持着对农业高达50-60%的补贴，韩国和日本也是如此。要知道日本的土地，即使想自动化也很难，都是小小的边角料，拖拉机也没多少地方施展......

其实政治，更多考量的是一大群人怎么能挤在一起分享同一个生命的平台，从生到死。也许有少数人会活出一个金光闪耀的模样，更多的人是所谓的“普通人”。由于人生在哪里不能选择，这个系统就需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生活前景和生命意义。而中国文化，还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人不患贫患不均”这句话，我们觉得可笑，可是如果换一种方法来理解，所谓人不患贫患不平（unfairness），那就接近罗尔斯的想法了。当我们把进步和增长变成生活的理想模式时，“普通人”似乎成了失败者。记得一位朋友说“资本主义只是在榨取财富的时间纬度，把日后的资源一并拿来......”

记得卢梭说过，曾经城市是没有政治美德的地方，所谓的乌合之众。在古罗马，农村人才是政治的支柱，因为他们有很多生活环境造成的美德。当我们把城市作为所有人的生活偶像时，也许只是又一个柏拉图所说的幻影。

经济学人们也许会笑我。我也喜欢经济学，但我想经济学也不能给生活的理想模式一个答案。

身份感

Sun, 12 Nov 2006 19:55:31 GMT

姚明曾说，在这个联盟里，自己最关心的两个人就是“汤帅和老大”，他一直说：“没有弗老大，就不会有今天的姚明。”昨天赛后，姚明甩开所有记者，他第一时间找老大叙旧去了，“我们没谈篮球，篮球并不是一切。我们不是队友了，但是还是朋友。就像我去看汤帅，他不是我的教练了，但我不会忘记他，我们可以聊他的高尔夫球，可以聊很多东西。史蒂夫也一样。他说他不会卖掉在休斯敦的房子，他会一直留着它，把休斯敦当成他的家。”

　　直到今天，姚明还是很怀念当年和老大在一起打球的岁月，“有很多人心里都放不下这种感觉，我知道。”姚明说，“我总会怀念他，而且会觉得他这样被换走难以接受。中国人确实不习惯这种事情，这种做法太不符合中国人的江湖义气和规矩，但我不得不习惯。我必须得放下他们，不然我就没办法和现在这支火箭队真正地走到一起。两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但每当他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觉得自己是那个一年级的菜鸟。”

不知怎么，看了眼睛有些湿。记得有一次问小培，姚明干什么签那么长时间的合同呢？人家勒布朗签四加一，他签五加一。我隐隐以为他是为了保险，不过那也就可能失去调整去向、最后追求一下总冠军的机会了。但小培说，呵呵，啊呀，中国人嘛，觉得人家对自己还不错，自己也就这样对人家了......可能中国人觉得总冠军也不是那么重要嘛。

当然，那个“人家”指的是球队，其实按照交换来说，球队对姚明再好也是应该的，因为姚明为球队赚的钱更多。但也许“中国人”笨一点，不去这样理解事情吧？

怎么又是拿“中国人”作解释？最近要写论文，关于文化身份的，当然，那是“哲学论文”。这是我的博客，总算允许我不逻辑的表达一些感觉。

姚明对“中国人”的理解，大概很多来源于武侠小说（据说他是金庸迷），所以才老是说“江湖规矩”之类的。小培曾经也是。记得他一直喜欢神雕侠侣，觉得它描写的挑战传统势力的爱情特别鼓舞人（中国传统上对师徒恋的禁忌）。但小龙女和杨过的爱情，我们还是觉得很中国，很传统呀。弄到后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到底是什么了。

没有什么理论，只是觉得有些伤感，有些温暖。我好像进入了某种文化认同期。不过这听上去有些好笑，原来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认同过我生我长之地的文化？或者说我没有发现过？大概以前我没有遭遇过“他者”吧？

从自驾车送大米想到

Sun, 03 Sep 2006 15:54:23 GMT

广东乐昌风暴水灾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广东各城市居民自发组成自驾车队，购买和收集救灾物资，“绕过”民政部门和半官方的慈善组织，直接送到灾民手中。其中很多车队以城市的商品房社区为单位，也有一些以民间助学小组织如“乐助会”等为单位的，医生也参加了。据说这些“直送”物资达到800多吨，京珠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车队日夜兼程。他们似乎对送什么物资很有研究，“大米和清水是最好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发生需要的一些条件吧。

首先，很多人有了自驾车。其实我一直觉得“更多人的富裕”本身具有伦理的意义。富裕意味着人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做他想做的事，也就是个人行动力的增长。比如汽车，并不只是代步的舒适而已，而是大大增加了人的活动半径和互动水平。他可以帮助的人的半径扩大了。甚至，他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到的人也更多了。

至于富裕之后是否只耽于自己的物质享受和炫耀性消费，我想和富裕起来的原因以及社会其它条件对人行动的限制有关。不过这两个因素又是联系起来的：大凡限制人行动空间的地方，想富裕起来也总是要靠“歪门邪道”去打通这些限制因素。这样的富裕往往仅限于少数人，同时往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经常是一个较高水平的经济停滞状态）。拿个时髦的词来形容，“共同富裕”的过程就停滞了，带来的只是财富从更穷的人到更富的人手里的转移，甚至总财富的缩水。于是人们的行动力也就进一步被限制了。

房产开发商的问题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式和运用歪门邪道的程度不是由它自己来选择的；同时它对社会财富增长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又是由它的发展方式和运用歪门邪道的程度所决定的。它本身受着各种行动限制，需要付出代价去克服（比如“买租”），但它又可以去利用别人行动所受的限制赚钱（土地使用权交易的特权）。我大胆的说一个想法，如果它的发展越多的利用了众人行动的不自由和能力缺乏，那它好的贡献就越少。

同理，富起来的人不希望去帮助别人，也许是因为（1）那件事所受限制太大和成本太高，（2）在特定环境下赚取财富要求他本来就具有喜欢歪门邪道的气质。但有趣的是，开发商的“领袖”们还是很喜欢具有社会声望，希望能有更“高雅”的渠道来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只是他们的选择空间很有限。

这里又给了“平等”一个伦理解释：在大多数人行动自由受限和行动力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会给彼此造成行动自由和行动力的最大限制。在一个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国家，富裕的人所受的限制，也许不比穷人所受的少。或者说，在一个看起来少数人行动不受限制、多数人行动受限的社会里，那少数人的行动自由也是虚空的，有很多事情他做不到，也想不到，所谓掣肘难书。

其实中国经济自文革后增长的动力，根本还是在于放松了人与人的交易限制，给人与人的交易创造了体制和法律条件，以及人们通过交易实践所获得的行动力的增长。“交易”这个词我们听上去不是太舒服，其实在英语里面，“transaction”不完全是商业味的，可以是普遍意义上的人与人的交换、互作，以及由此达到的分享。我们也许有可能重新看待“富裕”，自驾车送大米就是一个可爱的现象。

第二，这件事发生在广东。其实我一直对广东这个地方挺感兴趣。古来称为南蛮子，离京城很远，据说民风强悍，不惧官府。现在似乎广州深圳的治安都很差，让人不敢随便造访（不过这大概与流动人口多也有点关系）。我在医院实习和生活里遇到一些广东来的人，很多都有主见，术业有专，经常希望自己回广东去做一番事业，仿佛那里有一番事业在等着他们一样。广州的中山大学也很有意思，有教授写了对义和团运动的“重新思考”，连刊登它的刊物都停刊整顿了，他倒优哉游哉的还在那里做他的教授。据说中山大学对老师科研并不是逼着出成就的，收入以基本工资为主。有一位后来做出成就的数学家，如果不是靠着这个制度，在他出成绩前三到五年沉默里，就活不下去了。至于征地农民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村民直选村长，各渠道所获得的消息不一定确切，但似乎那里是一个先锋地带，甚至到了冒险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赈灾形式发生在广东，我倒不是太惊讶。那里有自主活动的土壤，而且居民性情豪爽，喜欢决断行动。

据说温州也很特别，我以前说过，除了生意之外，还有基督教活动的兴盛。那也是一块人们喜欢自己行动的地方。上海和北京就又是另一番样子了。

似乎城市的居民很少有社区或社团的感觉。但这个报道里，商品房的社区变成了活动单位。这种可能性是我过去一直将信将疑的。我经常看到商品房社区论坛是找人搭车、打网球、FB吃饭、自驾车出游等等的好地方，也许这些也很有意义（人与人新的交换共享空间）。在一定的情境下，地产的比邻会重新成为人的团体归属感的一个来源吧，需要的是看现在什么东西阻碍了它。

最有趣的一个词则是“绕开”。似乎绕开民政部门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成了这个新闻重点要强调的东西。那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敦促民政部门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改变做法，吸引别人不绕开它？“绕开”似乎意味着本来应该通过它似的......我倒觉得不是这样，也许这应该叫做“没有依赖”民政部门和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吧？

不知你是否经常有被官方召集捐款捐物的经历。我记得学校和居委一声令下，就在家里翻翻旧衣服，或者盘算捐多少钱。大凡觉得不捐挂不下面子，但捐多少又很有讲究，过犹不及，尤其是不能比领导捐得多，也不能比同学捐得多太多。时间长了，陷于一种麻木，看到的只有居委会和学校的面孔，没有那远处受苦的人。受灾还好，最不愿意的是捐给什么某市慈善基金会，因为这样连洪水的镜头都不能在电视上看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天电视里下岗生病残疾的人求助，报纸上困难学生的“认领”栏目（刊登所有真实信息）更让人不知道某市基金会的用场了。看着别人因为生存需要去暴露自己隐私伤痛，太难过了。也许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都要叫做责任和承诺，而不是“慈善”。所以这些“慈善”的事，本就应该众人自己来组织。如果渠道畅通了，就不用再选择以压垮受助者的自尊为代价的那些渠道了。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某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好像姓杜）把自己获得的遗产全部捐给了“国家”（大概是国库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就不太感动。大概那时就想象不出来这个捐献到底带来了什么效果，同时也隐隐怀疑她是否在众目睽睽下只是想摆脱这笔钱带来的压力。想象中只有一粒金子融进了一个金库里，再没有别的。

有人会拿韩国人给“国家”捐献金子以度金融危机来反驳。那不一样，他们一定信任这些金子是为一个短期特定目的而聚集的，通过金子的运作，能帮助大家（包括他们自己）共同度过难关。他们脑子里有一幅大家又过上好日子的画面。

在美国，我看到遗产变成了图书馆，变成了博物馆，变成了医院，变成了学校。看来，能够想象的具体画面，对人的情感和价值认知很重要。就像听到多少亿人在艾滋病里生存，因为那个数字太大，转换不成画面，就只能停留在一个数字上了。画面不是天然产生的，要去看、要去和数字里的人接触（不一定要物理上的接触），要与他们产生关系。

其实，“绕开”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绕开障碍。据说目前一个民间组织不仅要去民政局登记，还要找一个“婆家”即“对口主管部门”来管理监督。官方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某些民间组织的专业性很强，所以要有专业部门来监督。这个理由有一些严重的漏洞：专业性弱的民间组织是不是就不需要“婆家”了呢？社会上难道每一个专业活动都要有一个完全懂行的专业部门来监管吗？同时，各部门因为得不到好处，又嫌多事，谁都不愿意做这个“婆家”，于是很多民间组织就只能悬在半空中，没有法律和政策的地位。这是一个近乎于故意的门槛。依我看，重要的是建立非盈利会计审计的监督制度，以及税务法律的鼓励和惩罚机制。这才是政府需要用力做的事情。至于民间组织活动的内容是否属于做坏事，自有普遍的法律来决定，它能做的坏事，也就是其它个人和团体能做的坏事罢了。关键是经济上的来往要清楚，不能让非盈利的活动变成个人盈利活动。（非盈利也不是不能产生盈余，只是不能分配给个人而要留在组织中而已。）

现在这个人们基本胸无大志的社会里，决大多数想通过“民间组织”做的坏事，就是骗钱。妈妈告诉过我某些所谓气功大师组织“健身活动”，真个就是赤裸裸的骗钱。如果财务更清楚严格了，这种骗钱的机会也就少了很多，这个领域就会吸引更少的坏人。

非盈利财务和经济制度是构建公众和政府对民间非盈利活动信任的基石。这样才能给捐献、募捐和捐款按预定目的使用的行为搭建空间和平台，降低它们的诚信成本，使它们成为社会的常规交易。（又是扩展人的行动自由和行动能力。）

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中国目前整体的法制和财务制度还很不健全，很难防止漏洞。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是不是因噎废食了。其实在盈利企业领域，做假账逃税（不是“避税”）还是很普遍的，做坏事更是常有，但它们发展带来的好处应该能超过这些损失。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也是和监管制度一起发育的，并不是谁先于谁。

政府没有动力来推动，是因为它没有看到短期这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不像地产业等领域的发达。同时它还有些畏惧权力的削弱和泄露。但也许我们需要给政府一些重新计算的可能。一者，在构建所谓“和谐社会”方面，政府已经很累啦，有人分担一些润滑剂作用，应该是好事。二者，放出一些社会生活领域让它自己运转，政府能更集中精力的做它的工作（除了完成责任外还有敛集财富，哈哈）。当然，对政府不应该只是劝说，还应该有权“要求”的，尽管这种“要求”在中国的效果相对迟缓些。

很直觉的倾诉，不过应该是受了阿马蒂亚森和亚当斯密的一些影响吧。很喜欢亚当斯密的复杂感，他应该是因为这种复杂感才可被称为“苏格兰才子”的吧，而不是一两个政治经济学的结论。

这篇小文送给向往投入非盈利财务投资管理的小培。